■张家湾运通桥 作者/供图

　　大运河贯通南北，跨越多个区域，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个文化系统，学界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多学科化、多区域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中蕴含了两种学术旨趣。一种受实证科学影响，强调大运河的物质性，以水利工程和文化遗产价值为重点，推崇实证、量化研究，追求客观性，避免主观性。另一种受年鉴学派和文化功能论影响，强调大运河及其形成的文化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建构，是人的认识、观念的产物，突出人的主体性。应该说，从物化与人本角度认识大运河各有其理，只不过不能偏执一端，而需全面解读。

　　物化与人本，是指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基本意识和认知层次。物化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物我界限之消解，万物融化为一”，即大运河“物”的特性与“人”的融合；人本则更加突出“人”在“物我合一”中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具体而言，在分析大运河本体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大运河物质本体及其文化的理解，以及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其如此，大运河文化分析才不至于死板僵硬；在诠释人本价值和现实生活时，不能忽视人群背后因运河存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框架，唯其如此，大运河文化诠释才不至于空泛、玄虚。

　　物化形态

　　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的不同有二：一是人工开挖与维护。人工河是运河的基本属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运河河道全由人工开挖。二是连接南北。与多数河流“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自然流向不同，大运河贯穿南北，“缩短”了南北区域之间的地理距离，勾连了不同水系，并因此形成对自然水系和生态环境的人为影响。因为“人工”，大运河注定多了“人事”的内容；因为更大范围的“沟通”，大运河从开挖到断流，每一次改变都意味着经济与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意味着社会人群上下调适平衡模式的重建。但无论如何，大运河文化的各种“呈现”，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大运河的物质基础决定的。物化的大运河是运河本体、运河影响下的生态环境以及文化遗产三者的叠加与融合。

　　狭义上的大运河本体是指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设施、运河附属建筑工程及设施。历史上，完成这些工程以维护运河畅通，不仅需要克服地形、水文、气候条件的种种限制，还需要巧夺天工的技术支撑。大运河非一时之功，亦非一代能为，而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东部地区诸运河水利工程在不同时期因疏浚、拓宽、裁弯取直而被关联起来的整体，是由多段运河、多种工程类型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工程体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水利规划的最高水平。其水源工程自南而北，类型丰富，分别利用自然河流、泉水、江潮、水柜等方式获取水源，同时创造性地运用闸坝、供水涵闸等节制工程，实现水源供给，反映了时人“治水行漕”的经验与科技创造。大运河的物化性上升至文化层面，最突出的就是人在其中的创造力以及物化之中的社会关系。

　　大运河开挖、畅通对于区域自然环境造成了影响。若从功能角度来区分，这影响有积极与消极之别。积极者，在综合利用水资源的原则下，大运河对灌溉、排涝、泄洪都有一定作用。但同时，大运河造成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一是为获取水源以维护河道通畅，人为改变原有自然河道的流向、流量甚至流经区域，筑堤坝、建水柜等拦水、储水工程设施，改变了区域的生态平衡。如明中后期，为维持运道，黄河水流向徐、邳、淮、海地区，人为制造了洪泽湖，修建高家堰，造成苏北地区水文环境的严重恶化。二是运河与农业灌溉争水，影响到农业生产。如在会通河流域，清康熙皇帝严令禁止民间截水灌溉。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它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将大运河遗产界定为：“包括隋唐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水工遗存，各类伴生历史遗存、历史街区村镇，以及相关联的环境景观等。”历史上，大运河流经区域包括了八个省市，具有运河元素的历史“文化遗产”则无以计算，大致可分为运河水利工程设施遗址、古迹建筑、古墓葬、古迹遗址、文物古迹、近现代重要史迹六个亚类。在断流区域，运河本体河道已然不存在，成为真正的遗产而被保护和利用，人们更多地在“向死而生”的哲学领域和生活领域中找寻其文化传承意义；而在依旧畅通的河段，则延续运河的活态功能和遗产价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文化遗产是大运河物化本体的现代身份。

　　河道本体、生态环境以及遗产身份，是大运河在不同时期物化形态的存在方式，三者都以有形的“物质”为载体而被修建、被保护、被利用，也被忽略甚至被破坏，人在其中的“主动而为”又使之演化成具有“运河”特性的制度、信仰、习俗、艺术、思想和生活方式等。

　　人本意涵

　　大运河“人本”的意涵是指生活中凸显运河人的主体价值、研究中探索大运河文化的模式与价值观念，把运河文化的制度与习俗当作人们主观态度的表现来看待，以获取大运河文化的价值意义。对于人本的理解，应首先着眼于运河人这一主体，从运河的开挖、畅通、断流的过程和现象中，讨论历代帝王、政治家乃至普通人对运河的利用；从运河文化的系统中，考察民众对运河文化的创造与传承。前者是“人定胜天”与“顺应自然”的辩证，蕴含着政治家的谋略、管理者的技术甚至普通人的经验和劳动，也是时势与国运的一种体现；后者则是群体乃至个体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二者的结合提供了运河人生活的场境，其中包括权力结构和制度框架，也包括把人定位于权力结构和制度框架的观念和符号，它嵌在历史之内，其特征由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塑造并反过来影响了这些进程。

　　“运河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是地域意义上的界定，而是以人与运河的关系为标准。当然，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对运河文化的认同度更强。运河人享受运河之利，也承受运河之重，但无论如何，运河都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漕河全盛时，粮船之水手，河岸之纤夫，集镇之穷黎，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与同时代其他区域人群相比，职业化和流动性是运河人最突出的特点。职业化是指运河运输功能所带来的人群职业分化，比如漕军（漕丁）、脚夫、船夫、闸夫、坝夫、驿夫、纤夫等，伴随着国家赋役制度的变化，运河人实现了从“以农应役”到“以河为业”的改变。流动性强是运河人的又一大特点。虽然流动并非运河区域所独有，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和生活通道的运河，却加快了流动的速度，并因此形成了运河人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带有更加强烈的“体制生存”和“市道依赖”倾向，并渗透到信仰、价值观、社会关系、语言和习惯之中，变成了人们的生活日常和社会心态。

　　在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变革进程相伴随，以等级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等级序列和伦理道德三位一体化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逐渐向以人为本转化，生活的一切内容以提高人的生存、发展、享受、素质为宗旨，回归日常的生活世界。当下，运河人在运河文化创造与传承过程中的主体性，似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运河人自觉地参与大运河文化建设，“民众在遗产地进行记忆传承、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塑造自我身份等文化实践”，人们有意地进行遗产保护并实现大运河文化的价值再生。二是运河人生活状态的自然呈现，人们在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等日常生活中沿承、构建着“大运河文化模式”。

　　因而，人本的大运河研究，本质上是把运河本体及其衍生出来的制度、习俗等当作人们的主观表现来看待，追问什么样的大运河文化模式能给予人们的行为以意义，并能将这些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

■运河四大名塔之一的临清舍利塔  作者/供图

　　相互关系

　　物化与人本及其相互关系，是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认识大运河文化的两个层次。在这两个层次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大运河，还有其中蕴含的共同价值观和人们的行为方式。对二者及其关系的考量与思辨，既有知识层面的凡事求真，也有思想层面的创造性解释。解决物化与人本合一这一根本性问题，或可沿循这样的路径：在时空变化脉络中勾勒大运河文化变化的态势，关注不同时期的人在这个态势发展节点中的“作为”，探讨这些“作为”的文化意义。为此，有三个关键性的关系需要理顺。

　　其一，趋同还是见异？“大运河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遗产廊道，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纽带”，这是对大运河及其文化价值的基本认知，也是大运河文化的精神核心。作为国家工程，大运河的畅通依赖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其流经区域在自然、地理、资源、人口、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近代以来，黄运地区的衰落以及当下断航区域运河文化“向死而生”的事实，都在说明文化塑造的区域差异。所以，理性认识大运河文化的关键还在于“见异”。但“见异”并非仅关注具体，相反是更加注重大运河文化精神的价值，注重大运河文化的独特性在中华文化塑造中的作用。

　　其二，生生不息还是向死而生？大运河物质载体的存在，是大运河文化得以延续的物质基础。生生不息是大运河的一种人文精神。那么对于断流区域而言，没有运河的“运河文化”何以存在？在新陈代谢自然规律面前，衰退是一种必然之势，即便在畅通河段，运河文化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大运河文化的生生不息，实际上包含着延续性与再生性，即所谓的“向死而生”。一方面，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存在，提供了再生的资源，一定程度上“将遗产的物质载体看作是可再生的，致力于在保护物质载体与发挥遗产的功能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必要时优先考虑遗产功能的延续”；另一方面，文化不会伴随着物质载体的消亡而消失殆尽，因为在人的代际传承中，它已经沉淀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之中，显于生活，隐于精神。

　　其三，百姓日用还是道法之常？如果说历史上的大运河文化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副产品，那么现代的大运河文化就是托生于强大民族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塑造”。这种塑造建基于传统，也来源于生活。家常日用，乃“道”之所寓。大运河的“人文”内涵涉及人性、人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涵育、道德修养、伦理教化等，这些都来自于人的生活。所以，实现文化的再生以及人本运河的研究，需要进入到大运河的“细部”，将触角下沉，从日常的劳动、消费、宗教、闲暇、交往中了解运河之于民众的影响，以及民众所创造的生活背后的文化发展轨迹、文化体系、文化民情，从中发现大运河所蕴含的道法原则。可能只有做到这一点，大运河的道才能够其义自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京杭运河区域社会研究”（16AZS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