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三号坑中青铜方尊和青铜人面像的出土情况。图片来源：CFP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这是世人对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及一大批精美奇特的出土文物的高度赞誉。2019年秋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坑”附近区域再次发掘，又发现了六座坑，并已清理出土大型金面具、大型青铜人顶尊等青铜器、玉琮与玉戈等玉器、象牙及象牙雕刻作品等一批珍贵文物。这些发现，充分展示了中原商王朝以外区域的一处最为辉煌夺目的方国文明的巨大成就，展示了惊艳世人的璀璨的三星堆文明。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即三星堆文明何时形成、何时结束，整个三星堆文明延续了多长时间等问题，尚未进行过深入探索。笔者依据目前已公布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对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及其与夏商文明的关系进行探微阐述。

　　三星堆文明何时形成

　　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不能简单地以已经发掘的两座“祭祀坑”以及近期发掘的六座坑的年代作为主要依据，因为这些坑是在三星堆文明后期形成的，而是要以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或最早一批反映三星堆文明形成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目前，主要有以下几项。

　　1929年，月亮湾燕家院子门前发现玉石器坑类遗迹，出土玉石器数量达三四百件之多，后来大多散失。目前所见遗物中，有分属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琮、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牙璋、齐家文化的玉琮和玉璧、二里岗文化时期的有领玉璧、商代晚期的有领玉璧。

　　1976年，三星堆遗址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座坑类遗迹，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件、玉戚1件、玉刀1件、玉矛1件，分别为商代晚期后段及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三期的作品。

　　1986年发现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坑内堆满了大批珍贵文物，大部分是相当于商代晚期阶段的作品，少量为早期作品，如改制为玉璋并施刻“祭祀图”的原件为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牙璋、齐家文化的玉琮等。

　　1987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以东约400米处的仓包包发现一座坑类遗存，出土铜牌饰3件、玉环8件、玉箍形器1件、玉凿1件、石璧11件、石纺轮形器10件、石斧3件、石琮1件。分属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3件铜牌饰）、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遗存（石璧与石纺轮形器）、具有商代晚期特征的遗存（玉环）等。

　　1998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三星堆遗址西侧仁胜村墓地，清理墓葬29座，出土66件随葬品，其中陶器5件、小型玉石器61件，年代属三星堆遗址二期。其中的蜗旋状玉器、蜗旋状象牙器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成都平原三星堆一带的文化遗存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文化遗存。

　　1989年至2017年发现三星堆遗址大城城墙，以及三星堆城址内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大城城墙修建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局部地段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仓包包小城修筑于三星堆遗址三期。

　　2005年以来，三星堆城址内西北角青关山高台上发现三座建筑基址，其中一座（F1）是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其余两座小型建筑基址属三星堆遗址三期。F1晚于两座小型建筑基址，但对其使用年代目前尚不能准确界定，只是将其年代下限初步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之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推测其使用年代不会早于三星堆遗址三期，也不会晚至西周中期阶段。

　　2019年秋以来，三星堆遗址又新发现了六座坑，再次出土一批精美文物，其中绝大多数为商代晚期阶段作品，个别为早期作品，如齐家文化玉琮。

　　以上这些高档次的文化遗存中，年代最早的主要是仁胜村墓地、三星堆大城二期城墙，以及在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高骈坑类遗迹、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月亮湾仓包包坑类遗迹、新发现的三星堆六座坑中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齐家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属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如果说，这些遗存在三星堆遗址的出现说明三星堆文明已经形成，那么可以确定三星堆文明的最初形成年代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

　　三星堆遗址二期的年代，依据三星堆遗址二期的文化遗存及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以及仁胜村墓地的蜗旋状玉器、各种坑类遗迹中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牙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齐家文化的玉琮和玉璧等遗物，可以推定大致在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因为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560—前1530年，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制作使用的作品，辗转被带到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遗址，其到达的年代不会早于制作使用的年代。据此可以推定，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

　　三星堆文明何时结束

　　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是指三星堆遗址作为三星堆文明这一方国都城的作用丧失之时的年代。那么，如何确定三星堆遗址作为方国都城的作用已经丧失？目前主要可依据三星堆遗址的重要设施与重要物品被毁、被掩埋或被遗弃的现象来确定。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重要建筑设施和重要物品，主要是仓包包小城、青关山F1大型建筑基址、大城城墙，以及各种坑类遗迹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

　　仓包包小城属三星堆遗址三期。青关山F1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尚不能准确界定。大城城墙建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局部地段已经明确延续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各种坑类遗迹中出土的年代最晚的遗物属商代晚期阶段，有的属商末阶段，表明这些坑类遗迹的年代，即坑中文物的埋入年代都是在商代晚期甚至是在商末。由此，这四类高档次的文化遗存中，只有延续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的大城城墙的局部地段和各种坑类遗迹这两类，可作为依据。

　　大城城墙局部地段在三星堆遗址四期还在使用，是三星堆方国都城继续在发挥作用的体现，还是三星堆方国都城丧失作用之后作为三星堆聚落继续使用的体现，目前无从判断。所以，只有埋入大量精美物品的各种坑类遗迹的埋藏年代，可以作为判断三星堆遗址方国都城作用已经丧失的依据。各种坑类遗迹的埋藏年代，都在商代晚期阶段，即大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而最晚的埋藏年代，可依据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尖底陶盏的形制特征，以及新发现的三星堆四号坑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推定。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尖底陶盏和陶器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种陶器可能是配套使用，而且保存较好，应是有意埋入的。这类尖底陶盏也见于成都十二桥遗址。不同的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尖底陶盏为敞口，与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敛口尖底陶盏有明显的区别。其形制特征显示，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敞口尖底陶盏是这类陶器中的早期形态，其年代应属三星堆遗址第四期早段。据此可以确定，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掩埋年代在三星堆遗址四期早段。

　　对新发现的三星堆四号坑进行的碳十四年代研究显示，6个碳十四年代数据样本，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出其埋藏年代有68.3%的概率落在距今3072—3003年的时间范围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四川文物》2021年第2期）。这个年代数据体现的三星堆四号坑所处的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实际上已到了商末。这应该也是判断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掩埋年代以及三星堆遗址四期早段年代的重要依据。

　　三星堆文明应是在这些埋入大量精美物品的坑类遗迹被掩埋之后结束的。据以上分析，可以推定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大致在商末周初，距今3000年前后。

　　三星堆文明与夏商文明有何关系

　　综上，三星堆文明开始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结束的年代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前后经历了大约500年时间。三星堆文明的存在时间大致在商王朝时期。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也显示了三星堆文明受到中原商文明很大的影响。但是，三星堆文明所呈现出的最主要文化特征，即那些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素，如各种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存所体现的文明因素，却迥异于商文明。这可能与三星堆文明在成都平原地区最初形成，是源于中原核心地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的输入，以及陇西地区齐家文化的影响有关。

　　如果说，使用牙璋进行祭祀活动的现象是一种具有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素，而使用牙璋的文化传统又是夏文明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特征，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则可能与夏文明在中原核心地区衰落之后在异地继续发展有关。由于表现三星堆文明特质的一些文明因素实际上是继承自夏文明，与商文明无关，所以三星堆文明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商文明同时，并且受到商文明很大的影响，却与商文明迥异。反过来，三星堆文明的一些特质性文明因素可能还是探索夏文明某些重要特征的依据。这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