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同时还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那么如何畅通和规范数字化建设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途径？“城市大脑”或可给我们带来启示。“城市大脑”能够实现与网格化管理、数字化应用和社会协同治理的充分融合，推进城市治理的系统改革与现代化转型。
“城市大脑”+网格化：精准回应城市公共治理需求
公共治理行为的一项重要价值即在于及时准确地回应特定的公共治理需求。如果“城市大脑”是中枢系统的话，基层社区的网格员即是延伸至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毛细血管”。“城市大脑”具有极强的数据能力、业务能力、协同能力与交互能力，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无法精准地获取公共治理需求，与网格化的结合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为了实现二者的结合，首先，应建立一套完整的城市治理信息“数据库”。数据的归集与融通是“城市大脑”的基础条件，虽然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的管理与服务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是缺乏有效的利用途径。通过建立城市街面信息采集标准，按照型号、权属、位置、现状等属性，开展城市治理所涉场所、人员、组织、部件等服务对象的基础信息采集，关联行政处罚与行政审批信息，可以有效实现数据库的合理归集与使用。其次，应以城市治理信息“数据库”为依托，进一步打通城市信息数据孤岛和体制机制壁垒，实现跨区域、跨层级、跨领域的多源数据汇总，为更高一级的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并以网格化服务为桥梁连接政府和群众，将政府公共资源、社会公益资源、市场商业资源整合进“城市大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及时收集、反映、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再次，应集成数字化平台“云处置”。通过数据展示平台、实时监测平台、视频平台、业务工作平台四大平台，建立城市街面问题处置快速响应机制。“大数据发现问题，网格员迅速反应”，依托“城市大脑”智能终端将任务直接派发到具体负责人，减少中间环节，实现行政流程的最大化精简，提高问题处置效率，精准服务人民群众的公共治理需求。
“城市大脑”+协同化：整体回应城市公共治理需求
整体回应并不意味着取消分部制，而是在承认分工的同时，治理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回应公共治理需求，在分工的基础上做好统一输出。这种整体性回应以数据共享为基础，建立起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机构等共同治理的机制，即致力于在公共治理结果产出上形成整体性，“多个点进，一个点出”。“城市大脑”+协同化，即体现了这种特质，它使得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众个体、市场机构之间得以有效协调，共同开展公共事务治理。
为了实现整体回应城市公共治理需求，首先，应通过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搭建参与平台。通过“城市大脑”将城市原有的各类平台如智慧交通、智慧房管、智慧警务、智慧城管、智慧旅游、智慧医疗、智慧环保等进行整合，建立“城市合伙人”制度，拓宽全民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使得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与开放联系变得更加便捷。其次，应搭建共享平台，将数据全面融合。以“城市大脑”为依托，利用数据共享政策，整合省市综合信用、工商注册、不动产、企业库、法人库和人口库等数据信息以及相关部门的视频资源。在此基础上，联合第三方公司在5G与AI技术上再创新，逐步实现城市管理资源共享与整合，使得社会组织及社会个体都可以从开放的数据接口中获得需要的数据，从而有利于构建多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再次，应搭建协作平台，部门联动处置。依托“城市大脑”，将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种职能的部门进行再梳理、再确权，统一纳为“城市大脑”协同处置单位，形成城市统筹、部门联动的协同管理体系，真正做到整体回应公共治理需求。
“城市大脑”+应用化：有效回应城市公共治理需求
治理主体在回应公共治理需求过程中还会碰到有效性问题，即治理主体的能力是否匹配治理需求。即使全面掌握民众的公共治理需求，但是需求无法匹配能力，依然无法使治理有效。“城市大脑”+应用化主要解决的是治理供给与治理需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城市大脑的智慧化应用，提高精准配置公共资源能力，有效回应公共治理需求。
为了实现这种有效回应，首先，应实现“城市大脑”的应用场景化。“城市大脑”可通过各类自带算法的视频设备搭建城市“类脑视觉系统”和超声波探测等声音采集系统用于建设城市的“类听觉系统”。热敏、气敏、力敏等各类传感器形成城市的类脑触感系统。大数据、云计算对感知系统收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构建类脑思维能力。它的最大功效在于通过这种类脑思维实现应用场景化。其次，是要实现应用场景的多元化，至少可以实现四大应用场景：城市交通监测场景、城市公共安全场景、城市生态环保场景和城市社会管理场景。城市交通监测场景，通过跨域数据的全网融合，打开“城市大脑”的类脑视觉系统、类听觉系统之间的反馈控制系统，基于多源数据与智能算法，对交通信号实现弹性调控，提升城市交通的流动性；通过智慧云端，规划紧急车辆到达现场的最优路线，在总体上为交通问题提出全面解决方案。城市公共安全场景，通过“城市大脑”实现疫情舆情监测分析、重要节点全视频监控、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互联网大数据预测，在社区、企业、楼宇与重要路口、路段之间实现整体性监测，同时通过警情自动监测，将警察从繁重的体力工作中解放出来。城市生态环保场景，通过“城市大脑”的算力，实现全天候、全覆盖的环境空气监测感知，为公众提供身边更精准的空气质量数据，为管理部门提供快速识别局部性偶发空气污染的依据。城市社会管理场景，通过统一地址服务实现动态地址采集、更新、救济、入格、上图闭环；通过城市车位一点达，一次绑定，全城通停；通过人口动态“分析仪”找准市域范围内的实有、迁徙、流动人口特征；通过特定人员望远镜，对易走失的老人、幼童等进行轨迹跟踪和自动寻位。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场景还有望继续拓展。再次，还需要将应用场景与服务于公共治理的App相结合。通过公共行业管理智能化，拓展各类智慧管理体系在交通、物业、生态、安全、环卫等公共民生行业的便民管理App，使得各类应用场景主动衔接各类App，并在调试与反馈中不断修正这些App，最终实现市域公共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
人工智能与人民智慧的“双智融合”
“城市大脑”代表了人工智能在城市的集中呈现，它通过一种类脑思维能力辅助人类在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各类应用。但是应该看到，人工智能毕竟无法代替人类的智慧，它们都有一个共同基础：真实、准确的数据。除此之外，“城市大脑”还需要主体对各类符号，如数字、文字的准确解读，进而对多种信息来源进行比较、判断和确认。如果说在准确解读上，人工智能还能游刃有余，那么在模拟判断上光靠人工智能就有点力不从心。人类的心性、价值抑或更难衡量的尊严、荣誉等都不易被人工智能模拟。人心温暖，而智能冰冷，外卖小哥困在算法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人工智能的价值缺失，它把人类的偏见、误解与偏爱编入了算法模型，极大地干扰了人们的生活。
而通过“城市大脑”+网格化、“城市大脑”+协同化、“城市大脑”+应用化，将人工智能与人民智慧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克服其在价值判断上的缺失，通过人的介入，从而更有温度地切入各类公共治理需求。在具体推进“城市大脑+”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明确人工智能的边界，明确数字产权及其与个人权利的关系。另一方面应吸收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通市民代表共同参与“城市大脑”参数的选择与算法制定，形成技术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专家学者与市民群体四方协商恳谈机制，注重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加强人文关怀。在治理供给的再分配过程中，关心无网络使用者（数字鸿沟）与弱势群体的治理需求，真正做到人工智能与人民智慧的“双智融合”。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观看“数字杭州”建设情况，了解杭州运用健康码、云服务等手段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做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大脑是建设“数字杭州”的重要举措。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大城市也可以变得更“聪明”。充分运用“城市大脑”建设，使其融合网格化、协同化与应用化，进而实现人工智能与人民智慧的“双智融合”，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手段。它遵循公共治理的价值导向，有效、精准、整体地回应了公共治理需求，是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