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繁荣往往被视同为经济增长，而衡量增长往往聚焦在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上。然而，追求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以消耗有限资源为代价的，且没有提供应对全球不平等、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挑战的解决方案。为了寻求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亟须变革以“经济优先”衡量发展的方法，新的繁荣和发展模式亟待提出。在此背景下，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以下简称“IGP”）创始人兼所长海瑞塔·摩尔（Henrietta L. Moore）近日向本报记者分享了她对全球繁荣议题的反思，阐述了她对衡量繁荣的指标设计、实现全球繁荣的理想模式等问题的看法。

　　重新定义繁荣

　　摩尔告诉记者，“繁荣”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单一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这个概念因社会背景、文化和历史而异，但是从广义的角度，可以将其描述为让人们过上充实、美好、品质生活的能力。

　　在学术界，“福祉”也可用以指代品质生活。摩尔认为，“繁荣”和“福祉”的某些特征与内涵重合，但两者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繁荣”可视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一系列因素的集合，包括人们过上品质生活所需的各种条件。它可以体现个人生活与其所嵌入的更大体系和约束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新定义繁荣意味着要研究繁荣究竟由什么组成、需要什么，以及为了谁、何时、何地实现繁荣等关键问题。

　　摩尔表示，全球繁荣意味着创造条件与路径，保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品质生活。要达到这个目的，出发点是认识到全球繁荣涉及多个层面，包括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地方层面和个人层面，其中地方层面需要获得更多关注。

　　摩尔创办的IGP主要研究各地的社区，她称之为中观层面。中观层面介于宏观与微观层面之间，往往与社区或当地有关。该层面以多种形式呈现，但最终涉及的是具体问题，比如自然资源丰富的某个镇、农村的某些部分、一个城市或区域的某些地方等。这个层面与社会群体、民族或宗教等无关，可以凸显在因具体情境而异的人类生活中具体地点的重要程度有多高。

　　摩尔表示，我们需要认识到，实现繁荣同时涉及全球、国家、区域与地方层面，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都忽视或低估了地方层面，而将行动都集中在国家（宏观）或个人（微观）层面。就这一点而言，具体情境与各地的具体特征是关键。这在人类社会尤为重要，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身份、归属和历史等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品质生活等概念，因为不同的社会对繁荣有不同的理解。

　　基于对繁荣的这种认知，摩尔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了自己的指标模型，即IGP繁荣指数，并根据具体的地点和情境为伦敦东部以及坦桑尼亚和黎巴嫩的部分地区设计了衡量繁荣的指标。IGP的研究方法以具体地点和整体系统性思维为基础，探讨不同因素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

　　摩尔说道：“我们不能简单认为，个人繁荣或微观层面的繁荣加起来就是宏观层面的繁荣。繁荣是一套在地方层面相互交叉、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生活品质的关键要素之间的这种交叉和关联在地方层面更为突出，而地方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生活的层面。”

　　不同的繁荣指标体系

　　除了IGP的指标体系之外，国际上还有其他指标体系用于衡量繁荣，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的全球繁荣指数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摩尔对记者表示，IGP指标体系有别于其他体系的原因之一是IGP繁荣指数建立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该指标模型包含的各种因子是由研究团队与当地居民和社区共同设计、共同提出的。其他指标体系更强调国家层面，注重宏观数据搜集与分析。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基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工作成果，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多边协议和对话。

　　列格坦研究所的全球繁荣指数是通过比较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因素作出的年度排名，包括财富、经济增长、个人福利以及生活品质，该指数的基础、元素和指标都由专家学者共同完成。摩尔说：“其实大部分指标体系都是如此设计的，但他们都忽略了‘非专家’的那部分人。”

　　摩尔认为，设计繁荣指数需要以公平原则为中心、消除系统性不公正，繁荣指数必须是透明、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包容性的。为此，需要考虑人们的生活经验与生活品质。重新定义的繁荣不应是少数人的福利，而应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范式，力求让每个人都能获取和利用知识。衡量繁荣的指标需要缩小民众与政界间的鸿沟，消减专家与非专家间的沟通壁垒。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增加民众参与度并提升社会包容度与凝聚力。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五个维度：人类、地球、繁荣、和平和伙伴关系，而消除贫困、促进繁荣、提高环境韧性是三个关键目标。2023年初，摩尔与其他学者从城市平等的角度分析了这三个关键目标。他们发现，尽管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是创造公正的城市未来并减少贫困，但这个框架未能涉及构成生活品质和品质生活所需的更广义因素之间的关联。在这一点上，整体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

　　摩尔在2015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快进2030”（Fast Forward 2023）的项目网络，该网络聚集了一群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商业创新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以推动社会进步。

　　社区对实现繁荣至关重要

　　IGP指标体系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强调社区在实现繁荣中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发挥社区的这个作用？摩尔表示，IGP主要通过“公众社会科学”（Citizen Social Science）与社区互动。“公众科学”指让公众成员参与各种活动与实践的研究，为科学知识体系作贡献。而“公众社会科学”增加了一个向度，即研究项目中的公众成员可以聚焦人类行为、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等复杂问题，了解不平等、贫困者的生活经验或气候变化的影响等。

　　公众社会科学以及与基层社区更广泛接触，是IGP全球研究工作的基石。这需要将当地声音、普通民众和社区的诉求纳入政策决策与制定过程中，让他们可以在研究中起引领作用，推动社会行动，形成在当地的影响力。例如，在伦敦东部地区，IGP研究了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奥林匹克公园附近城市再生的影响，并评估了其对当地人的生计保障有何种作用。他们也研究了土地使用、创新、包容性经济与通用基础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等新形态社会保护。

　　在非洲，IGP重点关注社区的“自然繁荣”与转型路径，具体包括减缓气候变化与气候适应、再生农业、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源系统的恢复等，强调社会与自然共同演进的繁荣路径。

　　在西亚，IGP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了该地区的多重危机，尤其是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和难民危机。常驻黎巴嫩的IGP研究小组与当地社区、政策和政府利益相关者联系，试图引入可以提升当地居民生活品质的城市干预措施。

　　2023年6月，由摩尔主编的《21世纪的繁荣》（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正式出版。该书汇集了IGP在英国、黎巴嫩、肯尼亚等国家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该机构的繁荣理念与研究模式。

　　2023年初，摩尔等人还在IGP成立了公众科学学院（UCL Citizen Science Academy），旨在通过提升知识生产和研究对不同背景的人的包容度与可及性来改变大学的研究方式。这与IGP的公众社会科学研究方式以及更广义的公众科学项目的目的是一致的。

　　摩尔表示，考虑到不同地方的文化、历史、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等不尽相同，IGP采用了因地制宜的研究方法。通过与各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可以充分了解一个社区，包括其面对的主要挑战与机会，并能够与社区共同提出应对方案。这些社区可以创新、生产知识、发挥创造力，也可以在制定政策与做出决策时发挥重要作用。

　　IGP重新定义的繁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民众主导。摩尔提出，与繁荣有关的因素很多，包括生活经验、个人与集体智慧、当下与未来愿景以及构成品质生活的日常条件等，要理解这些因素，当地社区与民众的视角非常重要。民众与社区在繁荣中应该扮演中心角色，他们是实现包容性、可持续性繁荣路径的共同创造者。这种由民众主导的方式，可以为人们赋能、增强社会团结与凝聚力，最终影响可以帮助人们实现目标的政策（如零排放的宏伟计划），也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应对系统性与代际不平等、贫困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平等。

　　在摩尔看来，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的经济学所引发的问题非常明显，所以有必要充分理解繁荣在亚洲意味着什么、需要什么，以实现全球繁荣。她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创建了亚洲繁荣研究中心，并有一个专门的团队研究在中国实现繁荣的话语与路径，另一个团队聚焦性别平等与社会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团队考察创造繁荣所需的技术和创业精神。我们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城市未来以及繁荣的愿景。其中，从空间、社会与民众生活之间关联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尤为重要。”

　　摩尔在采访中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机会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如何将以民众为中心、整体系统性的方法与指标更好地应用于具体的文化、历史情境，应用于社区生活与社会创新创业的交叉领域，共同创造全球繁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