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主席2023年3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来，中非人文交流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契机。作为世界文明的多彩一极，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交往的历程和经验已成为非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最佳典范。相似的历史遭遇、相近的奋斗历程、相同的发展任务，让中非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携手共进、同向而行。为探究中非文明交流与交融的历史与现状，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副校长阿伊沙·萨尼·迈库迪（Aisha Sani Maikudi）。在迈库迪看来，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在价值体系、历史轨迹、宗教哲学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共性。在国际纷争冲突频发、世界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今天，中非文明对包容性与互信观的崇尚与追求，将共同为和平世界的构建带去曙光与希望。

　　中非文明互动跨越几个世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非文明在历史上的交流有数百年之久。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在相互欣赏、相互借鉴，对此您如何看待？

　　迈库迪：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之间的历史性互动可谓超越时空，这一互动跨越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岁月。有研究证据表明，早在中世纪时期，通过阿拉伯商人，这两大文明以一种间接方式开展了早期的往来与接触。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见证了中非文明交往的悠久历史。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交换之路，还是观念与文化交流之路，许多学者与艺术家在这条古老而又鲜活的文明航线上进行思想探索之旅。

　　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的相互影响有着一系列史料记载。非洲语言与文学中可以寻见中文的影子，例如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把中文词语当作外来语引入。明朝时期，郑和率船队抵达非洲东海岸，他对于东非部分地区的到访大大增加了双方直接接触的机会。郑和下西洋所开启的中非历史情谊为中非文明的未来互动奠定了基础。同时，非洲的航海家和学者等也抵达中国，带去了新的想法。其实，早在唐朝就有非洲商人到访中国的记录。

　　在宗教和哲学方面，虽然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存在对祖先的崇拜和对自然的敬畏等特征，这种传统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个人行为和社会伦理。非洲和中国都有关于自然的一些丰富传统，例如非洲约鲁巴民族认为人类有义务维护自然环境平衡，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家庭责任，这在许多同样高度重视个人与家庭的非洲社会中可以找到对应概念。中国一些玉制品象征和寓意着吉祥，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而非洲文明中也有着类似的玉文化。此外，中非在纺织、雕刻、手工艺等多个方面都有着杰出的匠人传统，一些中国文化活动中出现的非洲面具则揭示了非洲文化传统以及非洲社会的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和哲学特性。在全球挑战层出不穷的今天，您认为中华文明的哪些元素在当今仍具价值与启迪？

　　迈库迪：我认为，中华文明深厚的哲学传统对于当今和平世界的构建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代表了一种将全人类视为共同体的全球视野，这一愿景可以指导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结构。儒家思想注重在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将社会和国家福祉置于个人欲望之上。这种对集体福祉的关注、对群体利益的优先考虑，可以指导全球在应对贫困、医疗保健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存在的挑战。道家思想则强调与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环境相适应。这一理念的启发是，对全球问题做出灵活的反应，鼓励韧性，面对新信息或不断变化的环境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孙子兵法》等典籍中蕴含的战略思维则强调了远见和规划的重要性，这为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方案提供了可贵的灵感。

　　对于和谐、平衡、协同的关注构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也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典范。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强调领导者作为道德模范的作用，期望领导人以正直和负责任的态度行事。将这些原则纳入国际决策可以鼓励采取更周到、更合理、更合乎道德的方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流行病和技术中断等。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诸多宝贵元素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文化框架，可以有效应对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促进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并使世界各国从中受益。

　　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呈现新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时代以来，中非文明交流互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您认为近年来中非文明交流互鉴有哪些新特点？

　　迈库迪：中非文明之间的互动在过去十余年来尤为频繁，并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传统文化交流持续深化。例如，在民俗和宗教等方面，中非开展了许多文化交流。中国拥有戏曲、武术、书法等广泛的艺术形式，而非洲音乐、文学、电影等也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流传，为此，中非共同组织了一些文艺演出与展览等。此外，不少非洲作者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

　　二是文化外交活动呈现新面貌。这些活动大多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在当代，中非关系很大程度上由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来推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非洲开展了一系列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修建公路、铁路和港口等，从而为中非贸易往来提供便利。中国企业还大量参与了非洲的矿业开采、制造业和电信业。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非洲当地的经济增长，并在更深远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带动了中国历史文化主题的纪录片、电影、书籍、印刷品、电子作品的诞生，这些文化成果对于当今世界增强对中国的认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关注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依旧甚嚣尘上。长期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倾向于排斥其他类型的文明，尤其是亚洲文明和非洲文明。您对此有何见解？

　　迈库迪：“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等概念在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环境中有着激烈而巨大的争议。“文明冲突论”在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随后通过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得到推广。亨廷顿在书中认为，未来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冲突将不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而是基于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文化和宗教差异。

　　“文明优越论”是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的理论基础，其实质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批判性地审视这些观点，对合理化当今国际关系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时常将自己定位为比其他文明天生优越、高尚、更有价值的文明类型，并以此为其在海外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文化统治辩护，这导致了极大的不平等、怨恨和冲突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忽视了非西方文明的独特价值。不可否认的是，亚洲、非洲等地区文明在科学技术、哲学艺术等方面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与非洲国家虽都有过遭受西方殖民的经历，但这一经历未曾使二者在历史面前低头，反而增强了他们保持各自不间断文明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与西方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化开启的殖民化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必须认识到，没有一种文明能够解决所有现代问题，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文明也并非封闭或孤立的存在。今天，全球多种文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依存，并以一种综合和混合的文化形式呈现，这使得超越文化和文明鸿沟的理解与合作变得尤为重要。通过贸易、移民、通信技术和国际合作实现的全球相互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证明了“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错误性。

　　在此背景下，关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而非基于文化或文明差异的分裂，对维护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我相信，在未来，随着中国和非洲之间互动的不断深化，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会历久弥新，这将促进二者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融合，产生对彼此新的共同理解和相互欣赏，并为异彩纷呈的人类文明贡献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