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长河中，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学，作为一抹鲜明的底色长久存在。在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中西对话进程中，孔子思想也是一个伴随着岁月的洗礼而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主题。在学术界，它也因此被评价为“中国献给世界的伟大礼物”。孔子思想的跨域传播历程，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一段重要交流史。为剖析孔子思想所蕴含的跨地域和跨文化意义，本报记者于近日专访了长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英语与语言学系教授阿尔弗雷德·霍农（Alfred Hornung）。

　　儒家学说在欧洲的早期译介与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儒家经典在欧洲的早期译介、传播和研究过程？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何孔子思想对早期欧洲知识分子如此富有吸引力，并在欧洲文化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农：自15世纪成功发现美洲大陆并在当地建立殖民地后，欧洲列强试图殖民世界的企图愈加强烈。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由此诞生，这一世界观忽视了其他国家和文化独有的“原始特色”。然而，随着元朝时马可·波罗等人来到中国，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欲望被唤醒。

　　1298年，《马可·波罗游记》书稿完成。在这一著作的影响下，西方耶稣会传教士陆续从罗马来到中国。为了与中国的官员和士人对话、与民众交流，达到传教目的，这些传教士开始学习汉语并大量阅读孔子的著作。他们回国后逐渐将孔子的思想传播至西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学界越来越关注儒家学说的完整内容。后来，四位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的殷铎泽、比利时的柏应理和鲁日满、奥地利的恩理格，通过一系列努力，将孔子的大部分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在完成这些重大翻译项目的过程中，他们必须在欧洲学术界的通用语拉丁语、其各自的母语以及汉语之间来回转换。最终，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一部伟大的作品于1687年在巴黎问世，即孔子《论语》最早的西文版本——拉丁语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这部作品囊括了《论语》《大学》和《中庸》的拉丁语译文。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系统介绍儒家经典的译著。

　　从世界历史角度而言，这部译著的出版具有两方面的深远意义。一方面，在儒家理念的影响下，法国文化界由以宗教为主导转向了更为世俗化、现实化的方向。另一方面，这部著作为路易十四的海外使命转型提供了哲学基础。法国的目光由往日聚焦北美开始转向富有吸引力的东方。

　　该译本一经出版便立即在精通拉丁语的欧洲学者群体中产生了影响，不久后又出现了法语和英语译本。法国学者贝尼耶以该译本为底本，将《论语》《大学》《中庸》的内容翻译为法文，即《论语导读》，扩大了《论语》的受众群体和阅读范围。法国学术界由此掀起了关注儒家思想、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潮。一些法国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纷纷对儒家经典进行解读，这对欧洲哲学思想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应当说，对于许多欧美知识分子而言，孔子的道德观念代表了不同于西方宗教信仰体系和腐败君主制度的另一种选择。

　　启蒙运动时期影响欧洲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孔子学说跨越文化和国界传播到欧洲后，构成了启蒙运动新思想的外部基础。具体而言，哪些欧洲知识分子对孔子思想有着怎样的跨文化阐释？

　　霍农：谈及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拉丁语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是第一批深受孔子思想启发的欧洲人。通过阅读孔子的著作，这一群体认识到，有必要将孔子哲学中蕴含的实用主义思想传达给学术界以外的广大人民。孔子学说的广泛传播激发了欧洲知识分子的热情，他们试图通过敦促社会成员进行实践学习改变传统宗教教育。其结果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东方哲学为传统欧洲哲学增加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即“实践哲学”理念——与欧洲哲学相比，孔子思想具有更多实践性成分，将哲学思想与具体应用结合在一起。孔子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及其所提倡的“少说多做”，至今仍被不少欧洲知识分子奉为“实践至上”的最佳例证。

　　可以说，孔子思想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公共生活和道德行为立场，搭建了一座不同于天主教会和君主政体的新型文化桥梁。欧洲启蒙运动期间的哲学家欣然接受孔子著作中蕴含的教诲与启迪，努力实践和推广一种替代传统宗教戒律和统治的方法。关于孔子思想之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如其在理性主义演变史中的作用，有几位欧美学者的观点可以作为例证。其中，德国学者阿道夫·利奇温（Adolf Reichwein）以耶稣会的中国化、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等为主题，进行了相关探讨，其他的还有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F.拉赫（Donald F. Lach）和英国小说家保罗·贝利（Paul Bailey）等。

　　伏尔泰尤为值得一提。作为中国文化的坚定支持者、欧洲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被誉为“法国的孔夫子”。出于对孔子的欣赏和崇敬之情，他将自己看作孔子思想的热情接受者，甚至自称“孔门弟子”。他认为，孔子思想是对欧洲思想体系的一种颇为有益的补充。他尤其关注公共生活的具体实践形式，并倡导从礼仪教育开始进行这种实践，进而延伸至家庭和社会团体。伏尔泰提倡自然神论，批判天主教会的罪恶与偏见，而孔子是其思想形成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在他看来，孔子善于用道德的感染力与说服力来影响他人，而非通过宗教的非理性狂热或道义捆绑。伏尔泰大力称赞孔子思想中有关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官制度允许底层百姓通过晋升之路跻身统治阶层，而这一点在欧洲很难实现。

　　影响覆盖多个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及孔子思想中的实践性，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曾言，在把伦理和政治原则应用于现实生活、日常生活和政治规范方面，中国人确实超过了西方人。对此您如何解读？

　　霍农：莱布尼茨的确有过此番言论。作为欧洲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之一，莱布尼茨对中国的事物和观念在现实中的应用有浓厚兴趣。法国学者艾田浦（René Etiemble）这样评价他：“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莱布尼茨坚信，孔子思想等中国文化元素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也覆盖多个自然科学领域。他认为，欧洲文化的长处是思辨与数学，中国文化的长处是实践性和经验性。

　　同时，莱布尼茨认为，儒家实践哲学中的“理”，是自然神学的最高原则。中国人对于“理”的追求，与基督教所称的“天主”一致。他依此提出了“单子论”，将中国哲学传播至欧洲，发展了欧洲的近代哲学体系。此外，众所周知，如今计算机系统普遍采用的二进制数由莱布尼茨发明，但鲜为人知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系统理论深受中国《易经》二元对立思想的启发。

　　1697年，莱布尼茨出版了《中国近事》一书的拉丁语版，收录了5篇入华传教士所写的书信和一篇俄罗斯考察团关于中国的报告，收集了当时能够获得的最新中国消息，介绍了中国内政外交、科技文化传播等方面的情况。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世界主义”的观点，主张将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来使用。该书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成为欧洲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著作之一。在书中，莱布尼茨表示，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两座高峰，如果中欧加强合作与文化交流，便可以达成完美和谐的世界。他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称为“文明之光的交换”。

　　儒家学说在美国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言，美国建国初期的奠基人从孔子的思想中汲取了大量智慧，因此孔子的思想对早期美国政治理念体系和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请您阐释这一点。

　　霍农：孔子的思想最早通过美国国父、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引入美国，并被纳入早期美国政治理念体系之中，富兰克林也因此享有“美国的孔子”之美誉。在与英国王室就殖民地事务进行谈判期间，富兰克林极为推崇孔子的道德哲学。他阅读了一位苏格兰学者翻译的《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后，备受启发。富兰克林十分认同孔子提出的从个人、家庭到国家、天下的“至善之路”。他曾以儒家倡导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为底本，阐述自我、家庭和君王之间的互动。他也由此坚信，实现“至善”的关键在于每个公民各尽其责，在井然有序的社会制度下扮演好既定角色。

　　此外，富兰克林十分赞同孔子的“修身养性”“教导和引导他人”以及“趋向至善”等观点。他认为，作为美国这样的新兴共和国的领导人正需要这样的品质。理性时代的美国人民需要自律、贤明的政治家，他们应以孔子为典范。在他看来，孔子思想中有关终身教育和公民美德的观念，有助于建国初期的美国摆脱欧洲君主的绝对统治，并帮助消除清教徒殖民者的宗教影响。在美国建国初期关于领导人选拔和政治制度的辩论中，富兰克林倡导孔子思想中蕴含的精英制度，而非延续欧洲的世袭制度。在他看来，这种从等级地位和世袭权力到以能力和美德为领导力评价标准的革命性转变，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和谐。

　　在1737年4月的两期《宾夕法尼亚公报》上，富兰克林发表了他有关孔子思想的阅读摘要。在给当时美洲殖民地传教士维特费尔德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高度评价孔子及其道德哲学。他写道：“当看到自己的国家沉沦，各种歪风邪气泛滥时，他致力于教育上层人士。他用自己的理论引导他们走向高尚，普通大众纷纷效仿他们。这个方式对人类产生了伟大的影响。”在熟读并研究孔子著作之后，富兰克林提出，人类“需要通过孔子的道德哲学达到智慧的完美顶点”。他将孔子描述为辉煌的“东方改革家”，并将《孔子的道德》一书评价为“那个国家遗留下来的最优秀的学术著作之一”。

　　除了富兰克林，美国建国初期的其他三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也都了解孔子的思想，并在其提出的关于美国发展前景的政治理念中，吸收和运用了孔子思想元素。亚当斯和杰斐逊在通信中讨论了“儒家伦理核心术语的准确含义”。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收集的剪贴簿中，人们发现了孔子辑录的中国古诗。而麦迪逊则在他的办公室内挂了孔子的肖像。所有这些美国建国初期政治家对孔子思想的接受，折射出19世纪至20世纪美国政治观念和社会理念的变迁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孔子思想对美国现代文坛也有深远影响，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发轫和意象主义运动兴起的一大关键因素。例如，美国意象主义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创作离不开孔子思想的启发。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霍农：庞德一生对孔子的迷恋始于20世纪初的伦敦时光。阅读孔子著作的经历，成为他第一次接触中国诗歌的起点。1913年，美国艺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菲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的遗孀向庞德发出邀请，请他编辑并出版菲诺洛萨的手稿《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当时，庞德已经阅读了四部法语译本的孔子经典著作。到20世纪30年代，庞德熟练掌握了汉语，后来于1950年翻译了《论语》，这成为西方《论语》英译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庞德对孔子作品的研究，见证了他与中国诗歌的互动以及东西方的跨文化碰撞。庞德曾主编意象派刊物《自我中心者》，在相关文章中，他指出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对世界现代文学进步的重要影响。在他花费毕生精力创作的长诗《诗章》中，庞德将中国漫长的朝代与美国短暂的民主历史进行了比较，强调了孔子思想之于西方复兴的重要性。可以说，孔子思想深深影响了庞德作为编辑的职业生涯及其现代诗歌创作活动。在庞德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家对中国诗歌和亚洲文学产生兴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发轫和意象主义运动的产生。

　　全球化语境印证“和而不同”的合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跨学科角度来看，您认为哲学、政治、法律、文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彼此之间及其与自然科学领域各门类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例如，国家决策者所持有的哲学思想会影响其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左右甚至决定其行为和决策，进而主导一国政治走向。对此您如何解读？

　　霍农：哲学、政治、法律、文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内部无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上我所阐述的孔子思想在欧美各国的传播即体现了这种跨学科的观点。英国天文学家、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认为，孔子思想以其固有的特色，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多元主义的选择。雷恩将孔子称为“一个古老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既是哲学家也是政治家。马克思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的同时，也熟读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等文学经典。同样，孔子思想不仅走入寻常百姓家，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智慧滋养。儒家理念所推动的哲学家与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合作，伴随了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朝代，也让孔子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适应成为可能。

　　哲学家所同时拥有的政治家身份，往往会将抽象的思想世界与现实的自然物质关联起来。他们会在这两个领域以及由此相关的多个领域之间进行切换，从饱含智慧的思想中获益，并将其转化为决策和行动。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不少哲学家的言论影响了当时的统治者。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并论证了哲学与政治间的相互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也存在哲学思想与实际政治思维不统一的例子，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统治者分歧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思想有可能变为极端的意识形态，例如法西斯主义，从而导致某种文明的毁灭和社会的终结。然而，大多数时候，哲学、政治、文学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门类，在人类福祉这一共同目标的指引下，能够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相互作用、彼此渗透。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学之间尽管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彼此的互动愈加频繁，甚至密不可分，这一点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公认，也更加印证了孔子“和而不同”观点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