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学术文化是国家文化在时空上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地区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是提升地区人文建设水平的重要着力点。重视并厘清地域学术文化遗产，将丰富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与保护。
中国文化的地缘特性
地域学术的产生与其所处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历史上，兼有地域学术文化意义的学派，大多与所在地域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关系。从战国稷下学派到三国荆州学派、南北朝山东学派；从宋代濂、洛、关、闽与湖湘、浙东学派到明清桐城、常州、扬州学派等，每一地域学术均反映出其独特的地缘文化。如宋室南迁后，中国文化中心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转移。明清之学术，朝廷虽宗理学，学者却重朴学。地处东南的浙江，作为重要的造船中心和贸易出口，频繁的商业活动与文化交流造就了明清中国文化重镇。自明代起，逐渐形成以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为特色的地域文化，孕育并涌现了金华学派、永嘉学派、瑞安学派等一批重事功的地域学派。
受地域学术文化的影响，明清浙江的地域学派，治学理路呈现出严谨审慎、求实求真之朴学共性，同时又有通经致用、中西结合之特色，保持了道德与事功的和谐统一。其中，求实求真是他们的治学核心，主要表现在以黄宗羲、仇兆鳌、全祖望、方成珪、孙衣言、孙诒让等为代表的学者以事实本源为依据，从文字训诂入手考经，打破畛畦之见，唯是而从；主张摒弃空谈，用实证说话；提倡有价值的学术批评，反对不切实际的妄断等，这些或多或少都具有调和时代学风之意识。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学派后期代表陈黻宸、陈虬、宋恕等学者冲破乾嘉考据之藩篱，主动接受并学习西方理论与文化，是学派治学中较有价值的一面。在各类学派林立的当时，浙江地域学派能稳健发展，且不过分偏执并能为其他学派所接受，其原因也在于此。
地域学术乃文化遗产
学术史家在考察地域学派现象时，常强调地域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并将学风与地域文化关联起来。如明清之际史学家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按地域将明儒划分为河东学派、三原学派、泰州学派等。近代学者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等则直接将地域因素引入学术史论述，并认为“环境对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诚然，地域学派不完全等同以地理空间为限，还需考虑学说主旨、治学方法、成就影响等共性特征。如宋明浙东学派和清代瑞安学派代表并不全是籍贯为浙东或瑞安的学者，而是活跃于该地域的学者。如瑞安学派从方成珪开创瑞安考据学到孙诒让、黄绍箕将考据学发扬光大，从陈黻宸通经致用到陈虬、宋恕融通中西，他们均以瑞安为学术活动中心，形成了有相近治学旨趣、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地区学术文化共同体。
在有形的地域范围内，地域学者又因家学渊源、姻亲关系、师友交流等与同代学者交织成一张无形的地域学术网。溯源史上诸多地域学派，都可从中找到学者间无形的学术关系。“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显学》）如明末以来的浙江地域学派擅于考据，但并非溺古而不通今。他们继承了南宋永嘉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和清初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重事功之传统，提倡通经致用。学派代表孙希旦集毕生精力考据“三礼”之学，完成了百万字的《礼记集解》。孙希旦对《礼记》的重视，并非纯粹的究古兴趣，而是通经致用之现实需要。还有孙衣言亦推崇永嘉事功之学。孙诒让承父志，发扬永嘉经世致用之传统，代表作《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中均有浓厚的治世济民之意。这些成果是重要的地域文化遗产。
地域研究须重视地域学派
地域学派为地区文化的较高层次，预示着该地区文化精神生活积淀的高度。在家学传代、婚姻门族、师徒传承的社会认同里，地域学派的形成、发展、高峰和消失过程，呈现了一定时期地区文化发展概况，是地区学术文化发展的活化石。抽绎稷下、荆州、山东与濂、洛、关、闽及湖湘、浙东、桐城、扬州、常州等学派衍生、传承与发展，可清晰了解地域文化发展之轨迹。
从地域学派视角观照中国学术文化史，或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文化单元学术变迁的独特性与文化创造的多元性，进而深层次地理解“中国学术每一单独存在的学术家派与学问宗尚之特质”。如偏安浙东的瑞安县，自宋以来，学人蔚起。北宋皇佑年间，瑞安林介夫创办塘岙书塾，专研《春秋》，教授生徒，开创了南宋永嘉学派，被尊称为“世宗师”，与王开祖、丁昌期合称“温州皇佑三先生”。南宋后，永嘉郑伯熊、郑伯谦、薛季宣、薛叔似、王楠、戴溪，平阳王自中，乐清钱文子和瑞安陈傅良、叶适、蔡幼学、曹叔远、曹豳等十多位学者继续将永嘉事功之学发扬光大。入清，瑞安学术取得蓬勃发展，涌现出以孙希旦、方成珪、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陈黻宸、黄绍箕、陈怀、宋恕等为代表的瑞安学派，他们继承并发扬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和以陈亮、吕祖谦、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之学。这些地域学者的出现与地域专门学术的产生，清晰地呈现了自宋以来浙东学术文化发展之脉络。
地域发展须发挥学人优势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地域学派的发展与壮大。张舜徽先生《清代扬州学记》认为，清代扬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商业繁荣，这些都反映到了思想界。汪中、焦循、阮元等地域学者通过讨论切磋，学术研究风气展开了，“扬州学派所以能极一时之盛，不是偶然的”。如三国荆州地区形成的经学流派，宋明宁绍、台温、金丽衢地区形成的经史学派，他们的发展与壮大，同样得益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地域学派文化又反作用于地区发展。如“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地域学派文化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同样也因地域的关系，在此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重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如明清以来的仇兆鳌、孙希旦、孙锵鸣、孙衣言、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和陈黻宸等地域学者，他们先后中进士，积极参与政事，为兴国安邦出谋划策。
地域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中华文化的一般特征，同时也有独特的地缘内涵。当一代学术发展成熟时，有必要对学术发展趋势、学者群体关系、姻亲家族门户和治学思想、方法及成就等加以梳理与总结。从地缘视角考察地域学术文化，是可行且有效的。不同地域学术文化共同构筑中国学术话语高地，进而影响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走向。
不同时代的同一地域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域，受地域自然人文环境之影响，产生了拥有共同学说主旨、鲜明治学观点和方法的地域学派。梳理、考证、分析与总结地域学派发展脉络，有助于挖掘地域文化价值与内涵，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激发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地域学派视野下方成珪考据学研究”负责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