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1903年3月创刊于伦敦，是英国第一种拥有国际影响的艺术研究期刊。该刊在二战爆发之前的早期阶段共发表有关中国与东方艺术的文章近300篇，涉及中国考古信息、艺术研究和展览评论等，成为20世纪上半叶密集刊发中国艺术评论最知名的西方刊物。

　　创刊背景与国际化视野

　　20世纪初，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英国由40位艺术史教授、鉴赏家、博物馆或美术馆馆长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任命罗伯特·戴尔为主编，开始了《伯灵顿杂志》的办刊历程。刊物问世百余年来，虽屡遭财务危机、理念纷争与人员变动，却始终坚持每月1期正常出刊，历一战、二战风云，吸引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史学者的文章。

　　刊物早期的数任主编如查尔斯·霍尔姆斯和罗杰·弗莱等均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霍尔姆斯曾预言在现实主义的可能性被耗尽之后，欧洲艺术的下一个运动很可能采取中国人在一千年前即已宣称的法则。弗莱更是刊物的灵魂人物，以30余年编辑、主编和撰稿人的身份强力影响了办刊策略，对刊物将发文范围扩展至非欧洲艺术、成为中国美学西传的主阵地具有关键意义。到1934年弗莱去世的30余年间，杂志刊登了200余篇有关中国艺术的文章，并将之与欧洲中世纪艺术、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艺术，以及欧陆新兴的现代主义艺术的探讨熔为一炉、彼此生发，在国际化的视野中推进了对于现代主义的美学探索。

　　刊登中国艺术评论的契机

　　《伯灵顿杂志》对中国艺术美学的推介，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第一，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的美学思潮与文学艺术正在经历从以“模仿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传统中脱胎换骨，探索现代主义新途的重大变革，故而急需从自身文化传统内外寻求美学支持。而自“欧洲绘画之父”乔托·迪·邦多纳的作品开始，西方绘画都处于古典写实传统的控制之下。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照相机的发明，艺术的写实标准遭到颠覆，日本艺术风格开始在西方流行。但当人们追溯日本艺术根源时，发现其母体实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国艺术。美国东方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于1892年发表了文章《东方艺术的重要性》，认为古代中国拥有可以和古希腊艺术、中世纪基督教艺术比肩的伟大艺术传统。英国汉学家劳伦斯·宾庸也认为：“亚洲艺术的重心传统必须在中国寻找。在所有东方国家中，中国人有史以来表现出了最强的审美本能，最丰富的想象力，而这一本能和想象力在绘画中得到了最高级和最完美的表现。”

　　第二，学者与艺术家们将视线转向东方和其他非欧洲国家与地区的艺术，是与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殖民与帝国主义阶段后，西方文化内部自我批判、返璞归真的强烈需求分不开的。英国历史学家G. L. 迪金森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分别于1913年和1920年完成的中国之行，均可置于此背景下获得理解。

　　对自称“我前世的确是一个中国人”的迪金森而言，中国代表了正义、秩序、谦恭与非暴力的理想境界。他于1901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佬”信札》即假托中国哲人的口吻谴责了受困于工具理性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没有粗野的竞争，也不受工业化的侵蚀，注重精神家园的构建而不汲汲于物质财富。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亦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谴责了“西方人机械的人生观”，认为道家哲学启示下的中国人生观“能够用来平衡西方文化中激进与野蛮的作风”。在《伯灵顿杂志》学者们看来，世界各地的早期艺术不只具有人类学与艺术史的意义，更是贝尔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具有批判西方现代性弊端的文化与美学价值。

　　第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圆明园的破坏，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20世纪初西方人在中国以探险考古之名进行的文物盗掘，及其对中国交通运输、地质勘探与矿业的垄断等，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大规模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中接触到的中国艺术品大都为明清时代的世俗性物品和装饰性工艺美术品的话，建立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明抢暗夺的侵略行径基础上的中国流失海外珍品，则在西方人面前打开了有关中国古代创造性艺术的丰富而高雅的世界。1895年和1896年，英国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了中国陶瓷展；1891—1896年，费诺罗萨在美国举办了中国绘画展；1915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又举办了“中国艺术品”展；1935年，规模空前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开幕，前往观看的人数超过了42万人。为配合这一展览，《伯灵顿杂志》推出了“中国艺术专号”（1935年12月）。中国艺术折射出的深厚美学与文化蕴涵，使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惊喜地觅得了知音，意识到自己的美学理想早在数千年前的东方文明中即已焕发出诱人的光彩。关于这次展览，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英国艺术史家贝希尔·格雷指出，这是门类最为广泛的中国艺术品首度集束在西方出现。展览成为西方人接受中国艺术的转折点，整整一代欧洲先锋派艺术家，可以说都受益于这一时期在西方展出的中国艺术。

　　对中国艺术美学的推介与研究

　　1903年，贝伦森在《伯灵顿杂志》发文比较了基督教艺术与佛教艺术，批评了前者过于拘泥于现实的科学化倾向，肯定了佛教艺术的精神性特质；曾在英国驻华使馆担任了30余年医生的布歇尔（又译卜士礼）亦向杂志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艺术的论文。

　　刊物推介中国艺术美学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劳伦斯·宾庸和美学家罗杰·弗莱，他们在翻译、研究、阐发与化用中国艺术方面可谓各有千秋。在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观念“气韵”转化为西方形式美学中的“韵律”方面，宾庸具有关键意义。1903年，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遭到洗劫的东晋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进入了大英博物馆。宾庸于次年在《伯灵顿杂志》上以《一幅4世纪的中国画》为题发表了其复制品，强调了中国艺术的“精神性与表现性”。他的重要汉学著作还有《远东的绘画：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史导论》（1908）、《飞龙在天》（1914）、《欧洲收藏的中国绘画》（1927）等。到了《飞龙在天》，宾庸专辟一章探讨“韵律”，并在比较了“气韵生动”数种英译的基础上认为，无论哪种译文都难以精确传达其精髓，但“艺术家要穿透表面捕捉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的韵律”却是确定无疑的。

　　1909年2月，宾庸与美国青年诗人埃兹拉·庞德相识。庞德随后聆听了宾庸关于东西方艺术思想的四次讲座；1911—1912年，庞德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诗歌形式与结构的新试验；1912年，意象派诗歌刊物《诗歌》诞生于芝加哥；1916年，庞德在《戈蒂耶·布尔泽斯卡回忆录》中多次引用宾庸《飞龙在天》中的论述，特别提到“气韵生动”，认为它们同样适用于这位法国印象派画家兼雕塑家的创作，感叹“中国的激励作用并不输于希腊”，也正是宾庸介绍了庞德与费诺罗萨夫人相识。费诺罗萨夫人将丈夫有关中日文学的遗稿交给了庞德，成就了庞德的东方神游之旅，使之最终成为美国意象派诗歌的领军人物。

　　弗莱则进一步阐发了中国美学原则并付诸实践，使之化为西方形式美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1908年，弗莱在阅读了宾庸《远东的绘画》后深感东方艺术的魅力，在应牛津大学之邀所作的演讲中，特别提到早期中国绘画拥有再现与表现的双重品质；1910年，在发表于《伯灵顿杂志》的《远东的绘画》书评《东方艺术》中，弗莱从中国宋画中读出了“极端现代性”。其最具影响的评论文集如《视觉与设计》（1920）和《变形》（1926）等均融贯着中国艺术精神，在对绘画作品的主观表达、散点透视与平面构图的推崇，对“线的艺术”韵律之美的嘉许，对“留白”原则的重视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他厚重的形式美学分析著作《塞尚》（1927）更是化用中国绘画的观念与术语对法国后印象派绘画大师保罗·塞尚的画作进行了形式分析，确立了现代主义艺术评价的新标准。

　　综上，作为一种美学运动与文艺思潮，发轫于19世纪中叶，并在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现代主义，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关于现代主义生成的历史地理学观念却因欧洲中心主义而过于狭窄。18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逐渐忽视或有意遮蔽了现代艺术兴起过程中东方艺术的影响。中西文学—文化交流的史实证明，中国文学艺术与美学风格通过典籍外译，博物馆、画廊及私人中国艺术藏品的展出，以及商贸往来等多种渠道，潜移默化地启迪了西方的文艺革新。中国不仅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进入20世纪之后同样在世界艺术史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观之，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与艺术遗产已经并将继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研究”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