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身体运动与古文字看似是并无关联的两种文化形态，实则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身体运动形态与古文字演进关系的探讨，可以从构形和内在逻辑关系两个维度进行探析。

　　运动形态与古文字构形关系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文明史上最初的文字都是象形表意的符号系统。众所周知的世界四大古文字，圣书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以及殷商甲骨文都是象形文字，在字符构形方面整体上遵循了汉字“六书”中“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基本造字理据。

　　有趣的是，这些早期象形文字中以人体形象进行构形的文字在相应的文字体系中均占有较高比重。以甲骨文为例，在《甲骨文写意书法集》中与人体形象有关的字共计245个，占比高达48%，既形象又写意。构形方式上有独体字，如“人”，“大”等；也有合体字，两人并立表示“并”，太阳下的三人表示“众”等。在词性上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副词和方位词等。古埃及的圣书字亦是如此，而且人体形象的具象化特点更为鲜明。据埃及学家加德纳丁爵士对圣书字文献中最常用的671个字符进行总结分类，其中取象于人体形象的四类字符共计148个，占比21.6％。从字形上看，圣书字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图画生动形象的特征，人体形象结构清晰，构图完整，身体形态各异，有站着的，有跪着的，有躺卧的，有手持弓箭的，有头顶篮筐的，不一而足。楔形文字和玛雅文字整体可识的文字相对较少，但楔形文字中以表示“人”，以“脚与太阳的符号”组合起来会意表示“出去、出来”，玛雅文字中以和表示“人”，以和表示“坐”等，呈现出同样的构形特点。可见，以人体形象进行文字构形是四大古文字的一个共性特征。

　　早期文字中的人体形象符号可以看作人类早期动态身体动作形态的静态呈现，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先民们早期丰富的身体运动形态。象形文字的构形由“取象”和“符号化”两个过程组成。四大古文字的构形特点表明，相对于其他取象源，取象于人体形象的字符所占的比重都是最大的，丰富的身体动作形态是先民们构形文字时最主要的取象源。而这一点亦遵循了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理据，尤其是在“近取诸身”方面表现得最为透彻。人距离自身最近，也最为熟悉和了解，因此人自身的身体运动行为方式成为早期先民取象造字之时“求诸自身”的首选。象形文字造字的这一“取象”和“构形”特征亦反映出人类认知的特点，即人在认知过程中是以自身作为参照系，以自身和自身的运动联系世界并表征世界。而从身体运动到象形文字的内在逻辑又可以从符号学和认知心理学两个维度进一步解读。

　　从身体运动到象形文字的符号学解读

　　文字是一种抽象的视觉符号形式。符号作为歌德所谓的“不是事物的事物”，堪为人类的内感外化之桥，跨越和连接了主体世界和非主体世界的“第三世界”。它的形成是人类符号化能力的产物。

　　在以身体动作形象构形的文字演进过程中，其符号化类型有多种，其中包括曲线变直线、简化或省略构字部件，且整体上文字形式趋于大幅简化和抽象化。如文字处于萌芽时期的岩画阶段时，所见的身体动作形象多是投影式的、逼真的身体动作图形，而发展到初级阶段的图画象形文字时，身体动作形象符号多是单线勾勒的曲线字体。以射箭这一身体动作为例，岩画中所见的身体动作形象多是以块片平涂法进行绘制，接近于“画成其物”的初步阶段。岩画中身体动作形象的符号化，整体上呈现出早期块片平涂逐步简化为多线条勾勒、粗线条勾勒、细线条勾勒和单线勾勒的态势。再以我国云南纳西族东巴图画象形文字中的“射”字为例，则采用单、双线条勾勒的形式表示，而甲骨文中的“射”字采用了单线勾勒，且省略了“手”的构件，其符号抽象化特征进一步增强。“射”字按照许慎“六书”的造字法分析，属于会意字，甲骨文的“射”字像弯弓贯矢，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状。而金文中的“射”加上了一只表动作的手（又），小篆“弓”讹变为“身”，“又”讹变为“寸”，后经隶变后楷书写作“射”，与原型中“射”的身体动作形象已经相去甚远。

　　人类早期的身体动作经过象形文字形成过程中的不断符号化，以身体动作构形的象形文字字符首先从三维的身体动作转变为萌芽阶段中的二维视觉符号，其时仍较大程度地保留身体动作的图画性特点，随后在文字的演进过程逐步线条化、规整化和简化，最终演变为现在高度记号式的文字形态。人类史前形象生动的身体动作形象逐步符号化为象形的身体动作符号，并随着古文字的演进一步步走向现在高度符号化的文字构形部件。从身体动作的符号化过程可以看出身体动作作为古文字构形的主要取象源，为象形文字提供了“形”，使之有形可象。与之同时，以身体动作构形的象形文字的符号化过程反映出从具体的身体动作转变为符号化程度较高的文字符号的具体过程，体现出人类思维不断抽象化发展的趋势。

　　从身体运动到象形文字的认知心理学解读

　　文字是思维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并不神秘，是人类在劳动和生活中，根据所要认识和说明的对象的具体形象，逐渐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也体现了人类认知的发展。如生活中三维的射击动作到图画中二维的身体动作图象（符号）的形成，外形上看似源于身体动作的画风与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其内在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产物。

　　人类早期的思维发展，尤其是动作思维的发展，与身体运动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身体运动推动了思维的发展与升级。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具身认知的特点决定了人类早期的认知活动是“以身体表现的”（体认），许多概念直接使用人的身体——大脑系统的感觉——运动机能的呈现方式，认知的过程与内容都表现出具身性特点。基于人类共有的镜像神经系统，文字的使用者易于通过对身体动作符号的理解来领悟文字创造者的创作意图，进而实现对文字的认知、交流与传播。

　　因此，史前身体运动与古文字的出现呈现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即史前身体运动推动了人类认知发展，认知的发展表现为思维的提升，推动了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转变，进而推动了文字的萌生与演进，并通过文字的符号化过程展示出来。文字的符号化和简化是古文字演进的基本过程与趋势所向。从文字演进的基本规律可以看出，最初的文字是图画性特征明显的象形表意文字，逐步转向高度抽象化的线条表音文字。文字的这种符号化、线条化过程反映出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思维上的抽象能力由低向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体现出人类认知和思维发展的心路历程，以及不同民族文字发展的心理基础。这一点也解释了中西方文字系统虽然有着共同的起源和相似的初期发展特征，但因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文字后期的发展走向却分道扬镳：一个继续保持以形表意的象形文字系统，而另一个则转变到以形表音的字母符号系统。

　　总之，身体运动形态在人类的沟通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文字的不断符号化与简化，身体动作在文字构形中的符号化形式也逐渐简化或消失。从身体运动到象形文字，外在形式上，是身体动作的符号化与简化，从身体的具象到抽象，从身体在场到身体离场；内在本质上，是人类思维能力的不断提升，并最终推动了文字符号的产生。可谓是“文字符号化的一小步，是人类认知发展的一大步”，而在这“一小步”和“一大步”中，都有史前身体运动的身影。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前身体运动形态与古文字演进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负责人、深圳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