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有意思的是，今天当我们提起西游人物及有关故事时，想到的往往不止于一部小说，还包括戏曲、说唱、影视、图像等文艺作品；它们又大多不是纯粹的文艺机制作用下的产物，而是与宗教、民俗活动存在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事实上，这种百花齐放的“经典”效应，不仅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大量民间文献的存在，便是我们认识这一多元传统的重要依据。纵观漫长的西游故事演化和传播史，每每可见话本、宝卷、神书、鼓词等各类文本参与其中，它们携来大量宗教、民俗元素，使其沉淀于故事系统，最终形成多元杂糅的“西游”世界。
“西游”民间文献的散点透视。“西游”民间文献浩如烟海，《西游说唱集》中就收录了10大门类的32种文献，但也只是“冰山一角”。不过，所谓“冰山一角”并不意味着视角单一，而恰恰是一种多元的“散点透视”。
正因此，我们可以更充分地把握“西游”民间文献的多样图景。从文献涉及的文体样式看，“西游”民间文献包罗戏曲、话本、宝卷、神书、鼓词、子弟书、快书、牌子曲等众多文艺门类。而就其呈现的具体内容看，其中的故事大都别具风致。如《西游宝卷》《江淮神书》等，其关键情节几乎涵盖了“百回本”小说的主要板块（“魏徵斩龙”“太宗入冥”“刘全进瓜”“江流故事”），但细节处常有出人意表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丰富多彩的“西游”民间文献，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加以观照，不仅可以实现“西游”文献门类的宏观鸟瞰，也可以将视点楔入具体的代表性文本，进而关联起相应的研究视角，为“西游”民间文献的深度考察奠定基础。
借一斑而窥全豹。在诸多西游故事中，“江流儿”故事最具代表性。该故事记述“江流儿”（或称“江流和尚”“江流僧”）出身事迹。原本独立发育、传播，后经“西游”故事群落吸纳、整合，与“魏徵斩龙”“太宗入冥”“李翠莲施钗”“刘全进瓜”等一道成为“大闹天宫”故事与“西天取经”故事的过渡单元。这一故事大约成型于宋元，以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和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为标志，至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发育完备。然而在明代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系统中，却没有完整的玄奘出身故事，只是在叙事进程中以诗歌（灵通本讳号“金蝉”）简单带过。一直到清代“西游证道书”系统才插入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的情节。但此回情节不论文字风格还是结构铺设，与整部书都有些凿枘不合。能够看出百回本在对此故事的选择与裁剪上还是颇费思量的。毕竟文人话语系统的“精英”意识，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者的手脚。而在民间话语体系的“西游”说唱之中，这段流传久远的传统故事，却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这里仅以常熟宝卷为例，试看“江流故事”的地域化重述。关于唐僧出身的宝卷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与通行本中的“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情节相近，如《盗印谋官》（又名《江流宝卷》《唐僧出世》）。故事略谓：洪农人陈光瑞得中头名状元，丞相殷开山将三女儿满堂娇（或作温娇、凤英等）配婚。光瑞携妻归家探母，陈母病中想吃鲜鱼汤。光瑞买到活鲤鱼，发现鱼儿眨眼，于是放生江中。鱼为龙王三太子所化，三太子感恩铭记。光瑞奉旨洪州上任，中途将老母寄养海门县招商饭店。夫妻过江，被水贼刘洪打劫。陈光瑞投江，为三太子搭救。殷氏被强占。刘洪假冒状元上任。殷氏怀胎十月，产下一子。观音菩萨送锦匣一只，佑护孩儿“遇难成祥”。抛江孩儿为金山寺法明和尚收养，取名江流儿。江流儿十七岁知晓身世，寻母认亲，相府搬兵，刘洪伏法。光瑞现身，一家团圆。
《长生宝卷》与《盗印谋官》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陈光蕊、殷温娇与刘洪的前世冤愆。殷氏前身是看守王母蟠桃园的彩凤仙子，光蕊则是南极仙翁座下鹤童，因偷盗蟠桃与彩凤冲突，王母贬二者下凡历劫，以了前缘。鹤童与岐山两只猫精结怨，猫精转世化身强盗刘洪、刘青兄弟，由此合上了“前世恩怨今生了”的套路。
常熟宝卷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是本地第二类唐僧出身故事——“陈子春游龙宫”，可被称作“陈子春”系列（包括《陈子春恩怨宝卷》《三元宝卷》等），其最大特点是双线叙事结构，即多出一条“陈子春游龙宫”的情节线索，增加了三元大帝的出身。陈子春中状元，招赘相府，携家眷上任，因母病买鲤鱼放生。洪江被害落水，得龙王三太子相救，为报前番放生之德，三太子将三个妹妹许配与子春，三龙女生下三子。子春惦念殷氏，不顾龙女劝阻前去寻妻，再遇刘洪，二次被害，尸体被丢入枯井。殷氏得观音所赐黑虎护身，保全贞节。江流长大认母，复仇，母子相会。三元救父还阳，殷氏自尽亦为所救。最后三元被皇帝敕封为天、地、水三官——“三元三品三官大帝”。
陈子春故事和江流故事最大的不同，就是糅进了“地方知识性”。与此故事同一系列的还有《三官宝卷》（《三元宝卷》），但又有所不同。《三官宝卷》讲述灵台陈子春元宵看灯，被太白金星引入龙宫，与东海龙王三位公主（白莲、青莲、翠莲）结亲，婚后生三子——上元、中元、下元，三元幼年即入云台山修道。子春重返人间，高中状元，被公主抛彩球打中，却不肯做驸马，被贬放边关做知县。迷魂洞魔王劫掠城池，将子春抢入洞中。三元修道八载，法力无边，归家访父。太白金星取妖精放入皇宫井内，妖祟不断，无法收伏。三元捉妖，又受皇封领兵出征，剿灭魔军三十六万，救父团圆。被玉帝敕封为三元大帝，永受后世香火，“云台山上安然坐，巍巍宫殿接青云”。该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仅有陈子春事迹，在习见的抛彩招亲套路上反其道而行，也就没有江流出世，仅有三官大帝的传说。
陈子春故事（三元大帝传说）已经变成有别于“西游”故事的“另一个”，其叙述目的在于传播“地方知识”，为地方信仰“背书”，以致原故事中的配角走向前台，主角竟被挤出舞台中心，甚至“下场”，借此倒是可以窥察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机制。但这种地方特色浓郁的故事，也被限制在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间内，辐射性、延展度皆有限，反不如单纯的江流传说流布广泛，能够脱离地域狭窄的时空情境，进入广阔的、多元化的流通渠道。
“一元”与“多元”的反观。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原生态的“西游”故事并未因为百回本小说的问世而销声匿迹，相反却在相对自足的文化空间内更生、流转。与宝卷类似的，还有江淮神书、萨满神歌等说唱门类也在演述着“下沉世界”的西游故事——在市廛巷陌、田间地头流传的故事，更贴合市井细民与乡民知识结构和文化教养的故事。透过这些土生土长的“西游”民间文献，我们发现并还原了一个多元的“西游”世界，它与习见的“一元”之“西游”世界形成强烈反差。
所谓“一元”之“西游”世界，是以“百回本”为核心的。与之相伴的是单一的研究视角。从胡适、鲁迅等前代学者开始，现代“西游学”的研究空间也呈现出强烈的“一元”色彩，即以“百回本”为中心，形成由内而外的三个研究层次：一是对百回本的审美阐释与文化解读；二是作家、版本考证；三是成书、影响研究。很显然，这种一元化的研究空间始终体现出强烈的文人话语特征，至于民间世界中丰富多彩的西游故事，则并非其关注的焦点。在这种失衡的学术语境下，“西游”民间文献的丰富内涵很难得到充分发掘。
通过对“西游”民间文献的多元观照，我们可以突破既往研究的瓶颈。以传播方式论，“西游”民间文献不仅涉及传统的案头、场上之别，更与宗教、民俗活动的“实用主义”路径密切相关。以地域特征论，“西游”民间文献不仅体现出中华文化版图的整体形象，也呈现出丰富的地域色彩，引导我们将视点移至诸如闽越、江淮等地域文化空间。以民族精神论，“西游”民间文献不仅体现出多民族共同体的主体精神，也随着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拓展到更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空间。
这种基于丰富文献的多元“西游”世界之建构，不仅意味着学术空间的深入拓展，也意味着学术重估的可能，而“重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典个案之重估，如《三藏取经》《莲花会》等民间文献个案的再发现与深入研究。第二，“西游”故事体系之重估，如傀儡戏《三藏取经》与“西游故事”的南北系统之重估。第三，研究方法之重估，即“跨文本”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入，这不仅体现在文本间的横向解读，也体现在通过文本系统进而深入多元文化空间的拓展。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游记跨文本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