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立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在新的文津街馆舍建成后，随着办馆条件的改善，开办经费的稳定，组织管理的有序进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为了进一步充实馆藏，实现《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中“中华文化之宝库，中外学术之重镇”的目标，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馆员于20世纪30年代开展了诸多访书活动。他们的辛勤搜访，为今日之国家图书馆蔚为大观的古籍文献存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频年奔走，苦索冥搜

　　北平曾为故都，琉璃厂等地旧书业极为发达。青年学人赵万里入馆后，常跟随亦师亦友的前辈徐森玉先生到琉璃厂访书，极大地开阔了眼界。赵万里当时身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中文采访组组长、购书委员会中文组委员兼书记，在购书上担负重要之责。由于该馆购书日多，琉璃厂的书价望风而涨。193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鉴于江南书价较廉，且多善本，于7月派赵万里赴宁、沪、苏、杭等地，采访古书。赵万里此行所获甚多，所访之书经编目后供众阅览。1932年，赵万里通过陈乃乾为该馆购得吴兴蒋氏密韵楼所藏明刊明人别集500余种。1933年7月，赵万里重到宁波天一阁观书，此一经历在其所撰《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从天一阁到东方图书馆》二文中记录甚详。此次观书，赵万里还发现前人所编书目中未能著录的二百多种书，记录下了重要善本古籍的行款、边口、版心大小、序跋和内容特点，以备日后撰写善本书志作参考。赵万里编有未定稿《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收2000种古籍，惜在抗日战争时期遗失。为保护这一江南名楼，赵万里还曾建议重修天一阁，代拟了《重修范氏天一阁募捐启》。在南下访书时，赵万里经傅增湘先生介绍，拜望了张元济、徐乃昌、刘承干等前辈，与藏书家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在访书的基础上，赵万里也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完成了编目工作，于1933年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傅增湘在该书的序中肯定了赵万里在访书上的成就，认为他“夙通流略，尤擅鉴裁，陈农之使，斯为妙选。频年奔走，苦索冥搜，南泛苕船，北游厂肆，奋其勇锐，撷取菁英，且能别启恒蹊，自抒独见，于方志、禁书、词曲三者，搜采尤勤”。在古籍采访方面，赵万里确实“频年奔走”，花费心力极多，为的就是将古籍善本收归公藏，加以保护。该馆丰赡的典藏，也为赵万里开展研究提供了完足的文献资料。如1932—1933年度该馆采购金石拓片843种，1935—1936年度该馆馆藏魏齐以来墓志达约4000余种，这些均为后来赵万里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除为丰富馆藏访书、购书外，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为个人研究亦可外出访书。1930年谢国桢为撰写《晚明史籍考》，受国立北平图书馆指派，到江浙访书，其所撰的《三吴回忆录》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记录。这一访书著书的方式，也伴随了其整个学术生涯，后谢国桢还著有《江浙访书记》。

　　远渡重洋，摄影而归

　　除在国内积极搜访外，该馆还将访书视线拓及海外。1934年王重民遵照副馆长袁同礼指示，赴欧洲访书，收获颇丰。其访书的重点是：敦煌遗书、明清间天主教士华文著述、太平天国史料、古刻旧钞以及经史子集罕传本，且以敦煌遗书为重中之重。这些文献国内不能轻易得见，有着独特的文献研究价值。王重民在海外访书工作强度很大，约每日看一百册，边看边著录这些文献的基本信息，重要稀见的则手抄下来，特别珍贵的则采用摄影的方式复制。虽积年勤苦，但以此为乐。经其一番努力，王重民对海外存藏的敦煌经卷、天主教、太平天国史料等，基本浏览一过，并将其中的奇书异帙，采用摄影或手钞的方式采撷而归。其所拍摄的照片为数可观，共选照了三万余张敦煌遗书及其他珍贵文献的照片。由于传抄罕见本的工作较为繁重，同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青年馆员的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女士也曾参与其中，刘修业后撰写了《王重民1935—1939 年英德意诸国访书记》一文记录这段海外抄书的经历。为将访书成果尽快报告给国内学术界，王重民在《大公报》先后发表《海外稀见录》《巴黎敦煌残卷叙录》《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罗马访书记》等。其个人学术成就的取得，实有赖于多次海外访书。

　　1935年向达亦受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做交换馆员，替该馆整理中文图书。1936年秋，在结束牛津大学的工作后，向达至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国文书。1937年冬，又由伦敦转赴巴黎，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继续研究该馆所藏的敦煌卷子以及明清之际天主教的相关文献。向达还曾到德国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看吐鲁番出土的古文书等。其用小楷抄写了200万字的敦煌卷子，被赵万里、王重民称为“向抄本”。向达所访之书，涉及多种少数民族语种文献，如回鹘文、粟特文、东伊朗语、藏文等，也采用摄影的方式选择西域古文字完整者进行拍摄。这些资料，有利于我国学术界在东方学上卓然自立。此次访学也为向达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向达于1936年至1939年写出了《记牛津（英国）所藏的中文书——瀛涯琐志之一》《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等重要论著。

　　其他赴海外访书者，还有不少。1931年谢国桢赴日访书，为该馆调查及采访日文书籍。同年9月，该馆又派特约编纂员孙楷第赴日本调查小说、戏曲等书籍。孙楷第抄录日本内阁文库中各种中国小说，并阅读尊经阁的藏书。胡适称孙楷第“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伦布了！”1934年于道泉奉派赴欧留学，也为该馆拍摄了一箱敦煌古书胶影片。这些学人的海外访书工作，可谓开启了今日“海外中华古籍回归”的先声。

　　细流汇海，化私为公

　　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不仅为该馆积极访书，还向该馆捐赠书籍。20世纪30年代每年度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中的“赠书人名录”记载下了“平馆”学人们的捐赠情况，如1931年7月至1935年6月四个年度共有：于道泉、王庸、王祖彝、王重民、江瀚、朱士嘉、岳良木、茅乃文、袁同礼、徐鸿宝、赵万里、蒋复璁、刘节、谢国桢、谭新嘉、爨如僖等42人次的捐赠。仅赵万里一人而言，自1929年7月至1935年6月五个年度共捐赠图书32种50册。通过文献捐赠的形式，进一步丰富了该馆的文献典藏，也体现了学人们的一片爱馆之情。

　　除此外，学人们外出期间，亦不忘为该馆谋求文献。如1933年4—5月，徐森玉、向达、王庸、刘节四人受国立北平图书馆资助，进行了为期40余日的秦豫访古考察活动。他们在陕西重阳宫发现的宋金元碑30余座，被认为是研究道教的重要史料，其中有元代蒙古文诏书十余种，皆涉及也里可温（元代基督教）事。四人通过碑帖传拓的方式，为该馆拓制了珍贵的拓片资料。

　　经这些学人的共同努力，国立北平图书馆之藏书渐为丰富。仅1931—1932年度，由于经费倍增，实力增强，入藏之文献颇多孤刊原稿，其中有海源阁遗书60余种、天一阁、汲古阁、稽瑞楼、宋元明别集、《宋会要》、宋刻大字本《诗集传》、金石拓片和舆图等。每年度都有大量新增文献源源不断汇入馆藏。随着馆藏的日渐丰富，该馆于1933年8月又设立善本乙库，庋藏自清初以来精刊、精印、孤本、稿本、批校及罕传之书。此后，甲乙二库，分级庋藏，琳琅满目，洋洋大观。

　　通过积极的访书、购书活动，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推动了私家藏书流向公藏机构、海外古籍文献回归中华故土的进程。丰富的馆藏为这些学人开展研究提供了充分条件，日后这些学者均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内成名成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群体。一部分学人成了多门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一部分学人成为各领域杰出的学者，而更多的成了知识生产的服务者，形成了一个由众多学人构成的独特思想世界。他们的访书活动更是为中国图书馆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