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下》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中国古代地理知识不仅强调实践性，更有着浓厚的观念色彩，而地理学也被视作是王者疆理天下、齐政修教的“化民”之学。在古人诸多指称“地理”的概念中，“舆地”一词包含着“谓天为‘盖’，谓地为‘舆’”的形上内涵和“王朝疆域”的政治内涵，比较能体现古代地理学的这些特点。

　　舆地文献是舆地学的成果和载体，也是舆地知识的结晶。春秋及以前学在王官，战国诸子也往往有其职事传统。作为一种专门知识，舆地知识的职掌、传承也与特定人群关系密切。舆地文献就可以视作是他们在各自宗教信仰、职事传统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制约下，利用所掌握的舆地知识，来实现其物土化民、解释世界等理想需求的产物。同时，一些文献在传承过程中被经典化，也会反过来对舆地知识、观念及文献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其中，以《山海经图》和《禹贡》两部经典的产生为起点，上古舆地学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体系。其间舆地知识的传承、学说的发展、文献的生成及传播等系列问题，也可以以这两大体系产生过程为中心来进行梳理。

　　疆理天下的需求与《山海经图》《禹贡》的产生 

　　在“学在王官”的时代，舆地知识的掌握者本身也是国家机器的一分子，舆地文献也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产生的。

　　在巫政合一的夏商时代，以氏族为基础的、独立性很强的邦国是基本的社会组织。王朝作为“诸侯之长”，更多以本族邦的立场来判分“我者”与“他者”：对于臣属“封国”主要采取以军事征服为前提的册封、贡纳等政治手段和祭祀、占卜等宗教手段相结合的管治方式，而对于叛服不定的“方国”则控制力较弱。这样一来，通过宗教信仰来对远方世界实施象征性掌控，也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统治手段。

　　最初的《山海经》是以图像形态存在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作为主体框架的《山经》中的山系及其山神、物怪、祭仪，和散布在山系间的《海经》所记方国、物怪、特殊地景等，而《山经》中的物产知识等内容则以口传的形式流传。这些舆地信息都是在夏商历次朝贡中积累起来的，《山海经图》的主要功能则是在巡守等仪式中，通过神祇祭祀来实现对天下山川万国的仪式性掌控。

　　克商之后，周人通过制礼作乐、设官分职定君臣之分，周王成为“诸侯之君”，五服庶邦也都被视作公共“天下”的组成部分。随着西周“执政公—卿事寮—内外服诸侯—基层邑里”的行政运作体制发展成熟，周王朝对地方的管治力度增强，对天下土事、民事信息也有了更充分的掌握，出现了备载山川、封域、民户、物产的“东国图”“天下土地之图”等舆地文书。

　　从《禹贡》所描述的九州疆域和五服格局来看，它应当产生于西周中晚期。其中的九州疆域、土田等级、贡赋制度等内容，应该是以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图”等舆地文书为依据的。这部分内容的编写，旨在为王朝“疆理天下”提供指导。同时，《禹贡》依托大禹治水史事行文，其九州贡赋部分也模拟了夏代《大夏》颂歌，这强调的是周人对夏代“九州”法统疆域的继承和周王权的合法性。《禹贡》的出现，是早期国家治理模式走向成熟的结果。

　　儒家、阴阳家的传承与两大舆地学体系的形成 

　　东周以降，王权陵夷，知识阶层逐渐从国家机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的舆地知识的掌握者和文献的缔造者，《山海经图》和《禹贡》就成为他们重构舆地学的主要知识资源和经典依据。知识阶层的不同群体有其各自的职事传统，这使得他们在《山海经图》和《禹贡》的传承上各有侧重，东周舆地学也由此发展出两大体系。

　　《禹贡》体系的主要传承者是“出于司徒之官”、尊崇六经的儒家，其学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从数理、礼制方面阐释西周洛邑“土中”说而产生的“择中立都”学说，见于《周礼》《荀子》等；按东周疆域格局“改造”《禹贡》九州说而产生的各种“九州”学说，见于《周礼》《容成氏》《尔雅》等；在《禹贡》五服五千里说基础上衍生出的“中国—海—荒”三层天下观，见于《逸周书·明堂》《礼记·王制》等。

　　《山海经图》体系舆地学的传承，与出于“羲和之官”、注重宇宙论建构的阴阳家及其后学方士关系密切，主要成果有二：一是《山海经》从图到文的转化。基于对“国用”的重视，原先被付诸口传的物产知识及怪物的药用、禨祥等内容被写入《山经》；而远方异民、物怪等知识则被编为《海经》，其意在使“圣人能通其道”。二是邹衍的“大九州”学说的提出。“大九州”学说是以《山海经》为主要知识渊源、以天学步算为数理依据推演出来的，其目的在于突破《禹贡》以“九州”为法统区的天下观，挑战周王权正统性，以为田齐称帝扫除障碍。

　　这两大体系不仅在知识、文献依据和传承者上各成一派，而且在世界观及相应的“化民”理念上也继承了《山海经图》和《禹贡》最初的思路：《山海经图》体系更关注对山川、远方族邦等陌生空间、百物的象征性（仪式性或认知性）掌控；而《禹贡》体系则立足于法统“中国”而“不治荒远”，所关注的九州分域、土田贡赋、风俗教化等内容也均指向行政实践。

　　“士务为治”的理想与两大舆地文献体系的成熟 

　　两大舆地学体系形成和发展，同时也是知识阶层取合君王、实现治平理想的结果。邹衍等稷下学者编《山海经》、倡“大九州”学说，旨在弥补《禹贡》知识体系之不足、挑战周人的传统天下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两大舆地学体系的分流。到了战国后期，民族融合、天下一统的时代大势趋于明朗，重构天下观以迎合新的统治需求，就成为此时舆地文献的一个主题。两大体系也在知识整合、创新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有了更多的交流、互补。

　　《荒经》是战国后期楚国实现一统理想的系列文化活动的一个成果，它虽然以《山海经》知识为基础，但以“禹定九州”为中心，“中国—海—荒”世界观却是它的结构框架；在意图为秦人“兴王制典礼”的《吕氏春秋》中，则以《有始》篇为中心，进一步描述了一个以《禹贡》九州为中心、以“大九州”为基盘的世界蓝图，这在世界观上也开辟了《山海经图》体系的新思路。

　　而在《尔雅·释地》《大戴礼记·五帝德》等文献中，儒家也在吸收“西王母”“羽民”“蟠木”等《山海经》内容，来弥补其详于“中国”略于“四夷”的知识缺陷。

　　专擅一般知识的方士和传承精英思想的儒生，是秦汉知识界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体。方士们沿着《吕氏春秋》的思路，以《山海经》知识和“大九州”世界观为主要依据，创制了《淮南子·墬形》《河图括地象》等文献，为秦汉帝国扩张性统治战略提供世界观支持。独尊儒术之后出现的《河图括地象》，更是通过与天人感应等经学思想的附会，以纬书的身份成为“帝王之阶图”，这标志着《山海经图》体系在汉代的成熟。

　　随着郡县制政体的成熟和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司马迁、刘向、朱赣、班固等士大夫们也在努力探索新的王朝舆地叙事，来满足王朝统治空间合法性论证和疆土治理两大需求，其代表成果是《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以全国郡县版籍为主体，又将《禹贡》“九州”元典区域的沿革史作为汉代疆域的历史依据，疆土治理所需郡国山川风俗等信息靡不备载，确立了后世国史地理志、地方志的基本书写范式，以《禹贡》为元典的王朝舆地学走向成熟。

　　对于汉王朝而言，两大体系的舆地学在“化民”方面各有其用。汉明帝命王景治水时赐其《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魏晋时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也仍被收藏于一处，不仅《山海经》《禹贡》同被视作舆地学经典，而且“括地”类纬书也被当作舆地文献来看待。这种认识对后世舆地学思想影响深远：谶纬学衰落之后，《山海经图》体系舆地学随即式微，然而在《隋书》《旧唐书》经籍志编排的舆地文献中，《山海经》仍名列榜首，甚至《十洲记》等荒外迂诞之说也厕杂其间。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先唐舆地知识、观念及相关文献的生成研究”负责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