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EPS4C：25+EPC：48+EPW：31三简缀合图 作者/供图 

　　西北边塞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据张德芳统计，总数超过7万枚。这些简牍内容涉及两汉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因此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以说，西北汉简是一座知识宝库，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遗存。

　　那些已在野外历经两千多年风雨的简牍，许多都存在残损的情况。因此，在整理简牍的过程中，缀合工作不仅能够使文本更完整，而且有助于遗址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发挥“画龙点睛”和“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释放出更多两汉史料 

　　简牍的缀合工作是恢复物理完整性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和文化信息探索的关键手段。一些重要简牍的缀合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两汉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

　　缀合为考察西汉的酎金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珍贵史料。悬泉汉简Ⅰ90DXT0116S：6与Ⅰ90DXT0112①：76两简缀合后，释文作“律论。诸侯王、列侯当奏耐〈酎〉黄金，无有者以平贾御府得，使市工钉涷（湅）”。大意指诸侯王、列侯当酎金，没有黄金或缺少“色好”黄金可以按照政府评定的价格向“御府”购买得到，并让中央工官负责打造冶炼成钉炼金。新缀简时间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至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之间，属于《酎金律》残存简文，缀合复原后的简文非常难得。

　　汉代的宫戍制度由于史料欠缺，是以往研究的薄弱点。居延新简EPT65：533+301两简缀合后的释文为“大司马官属，臣请免其所荐用在宫司马殿中者，光禄勋卫”。简牍大意是向“大司马官属”发文，请求免去某位被推荐在宫中担任卫兵职务的人。由此，我们深化了对宫戍制度的理解，明确了汉代大司马官属以及宫戍制度的实施情况。

　　缀合还提供了汉代官制的史料。肩水金关汉简73EJD：247+199两简的缀合，释文作“清河大守一人，秩真二千石，印章曰：清河大守章”。孙正军在对这组简牍的研究中指出，汉代郡太守一般秩二千石，而清河太守秩真二千石就显得不寻常。据此推测，在汉元帝建昭二年，清河太守曾一度获得真二千石的秩级。

　　除了政治史的材料，缀合也为汉代妇女史、儿童史研究提供了新内容。肩水金关汉简73EJT24：739+784+785三简的缀合，释文作“（令）不行，禁不止，使少骄其子，长毋文理，不敬其妻，莫奉……妾不……”该组简的内容与休妾有关。以往多见到的是休妻文书，而休妾的则非常少见。至于为何休妾还要出具文书，推测该妾室可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大戴礼记·本命篇》记载休妻的七个条件，一般称为“七出”，新缀简则提供了不同的“休妇”视角，强调了对夫家的服从（“令不行，禁不止”居首），内容上则有对夫、对子、对妻三方面的要求。再如悬泉汉简Ⅱ90DXT0113②：120+54两简的缀合，释文作“庸使□作一……庸使奴作一日贾十钱”，记载了悬泉置对未成年奴婢使奴、使婢进行雇佣，且按日作价的情况。考虑到报酬十分低廉，边地童工的生活环境并不理想，复原了边地儿童的贫苦生活场景。

　　缀合更是找到史料保存途径与方式的关键。悬泉汉简ⅠT0309探方的性质便是通过缀合对比出来的。ⅠT0309探方共缀合12组24枚简，然全是同探方、同层内部缀合，由于ⅠT0309探方是房屋遗址（F4），故此房屋的性质当是存放文书的库房。对于后人来说，这个“库房”所保存的文书就成为了史料室。

　　跨区域缀合逐步增多 

　　有别于南方简牍出土于水井或墓葬中，西北汉简大量出现在戈壁荒漠。出土地点特别散乱，存在大量无准确地址的采集简。其散乱出现的原因也比较复杂，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大风或沙尘天气会吹散乃至吹断简牍，人们的生产生活也会打乱原有的地层。据吴礽骧回忆，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地湾遗址附近修筑铁路、车站，以障坞遗址作为后勤基地，从而造成了遗址破坏，仅有千余枚汉简出土，十分可惜。考古发掘过程也会出现特殊情况，据张俊民介绍，悬泉汉简发掘时由于天气严寒加上尘土较大，许多断简被忽略，后来通过将发掘出的尘土全部用筛子筛查过滤，幸而从中寻回很多简牍。

　　当然，偶然性的因素如动物对简牍的搬运也值得注意。在对边塞考察活动中，我们发现一些烽燧遗址大量出现老鼠、兔子甚至蛇存在的痕迹，动物有打洞磨牙的习惯，加之部分简牍出现动物破坏和搬运的印记，因此不排除这一因素的影响。

　　在复原汉简的过程中，大庭脩论述册书复原时强调“出土地同一”“笔迹同一”“材料同一”“内容关联”的原则，对缀合工作的影响十分巨大。以往在缀合时往往考虑简牍是否出土于同一地点，并把此列入缀合的判断标准，也成为很多学者缀合时的“铁律”。随着西北汉简缀合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发现“出土地同一”的原则并非是一个绝对标准。

　　肩水金关汉简多达28组的简牍可实现跨探方的缀合，其中有11个探方可与3个以上的探方所出简牍实行缀合。采集简和灰坑简的跨探方缀合也非常突出，采集简甚至可以与13个探方实现缀合。悬泉汉简11个地点所出的简牍可以实现跨区缀合，18个探方的简牍可以实现跨探方缀合，6个探方的简牍可跨层缀合。居延新简有10个地点所出的简牍可以实现跨探方缀合。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居延新简EPS4C：25、EPC：48、EPW：31三简首次实现了甲渠第四燧采集散简、甲渠候官破城子坞外灰堆、甲渠候官破城子坞内的缀合，第四燧与甲渠候官的简牍距离有5.3公里之远，并不是同一地点。它们的成功缀合进一步改写了“出土地同一”的原则，为我们对汉简缀合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大量的跨探方缀合表明我们需要在理论层面对“出土地点同一”这个“铁律”进行反思，这也是完善汉简缀合理论、突破“出土地同一”旧有认识的关键。这种多区域、多分散的缀合特点不仅提升了工作难度，也揭示了西北汉简缀合工作的巨大潜力。

　　图2 缀合中的“双胞胎现象” 作者/供图

　　纹路的认识更加全面 

　　在传统的汉简缀合工作中，简牍纹路的一致性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缀合标准。如《肩水金关汉简缀合》一书指出：“由于简牍上的纹路千姿百态，形状各异，所以若简牍纹路相合，缀合一般无误。”然而，我们在悬泉汉简的缀合实践中，发现了一种被称为“双胞胎现象”的特例，挑战了这一原则。

　　“双胞胎现象”是指同一书手使用相同段材质的简牍进行书写，造成纹路、字形、文意均相近或相同的现象。例如，我们曾尝试将悬泉汉简Ⅱ90DXT0112③：55与Ⅰ90DXT0209S：72进行缀合（图2—（a）），然后再将Ⅱ90DXT0112③：55与I90DXT0111②：85进行缀合（图2—（b）），两组缀合结果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相似性，但经过核对，我们发现只有第二组缀合是正确的。

　　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即纹路一致并不总是代表两简可以缀合。同一书手可能选择了同一松树中的同一段（或同一区）进行书写，因此会造成纹路、字形和文意的高度相似或趋同。这一发现打破了纹路同一原则，为研究两汉边塞地区书手写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双胞胎现象”并非个例，我们陆续在不同的汉简中发现了相似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应并不限于松木材质的简牍，预计在其他材质，如红柳、胡杨等的简牍中，也可能遇到类似情况。因此，不仅需要研究简牍的共性和相似性，也需要关注简牍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材质的简牍，也可能由不同的书手书写；同一书手也可能使用不同的材质进行书写。在缀合工作中，不仅需要寻找相似性极高的“同卵双胞胎”简牍，也需要寻找有差异的“异卵双胞胎”简牍。

　　出现“双胞胎现象”的简牍可能是由同一书手书写，使用同一批次的材料，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简牍的年代以及进行后续编联工作提供了新的线索。同时，这一现象也提示我们，在研究汉简缀合时，应更加细致全面地考虑纹路、字形和文意等多方面的因素，以更准确地完成缀合工作。

　　干简的优势趋于明显 

　　西北地区的汉简，因大部分在干燥的戈壁荒漠环境中被发现，故被称为“干简”。这与在湿润的南方墓葬或水井中发现的“湿简”有着显著不同。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已经能够通过整理简牍的红外和彩色图版，更清晰地观察到干简的纹路和碴口特征，极大地方便了简牍的缀合工作。

　　采用多学科交叉理论和先进技术，能够详细地展现干简的微观纹路。借助这些清晰的纹路，可以建立大型纹路数据库，以此进行更准确的缀合。同时，结合植物学的理论，可以探究简牍上“纹路左右”不匀称的特殊现象，全面搜集和整理这些特性，并据此推测可能的产地。再配合碳14测年等技术，甚至可以确定这些简牍的大致年代，进一步分析汉代的气候情况。

　　此外，干简的断裂碴口特征清晰，通过图片识别技术和庞大的数据库支撑，能够进行精确的简牍对比和拼合。干简上的文字特征亦清晰，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建立笔迹数据库，通过多方位的追踪和定位，对文字及辞例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找出同一书手的文书，达成更为准确的缀合。此种方法并非仅限于干简的缀合工作。例如，洛阳龙门石窟曾经利用现代三维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复原2000余块碎片浮雕《帝后礼佛图》。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孕育了丰富的文化瑰宝。作为汉代文化的重要载体，简牍不仅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信息，更是丝绸之路上的耀眼明珠，它们默默地诉说着那个伟大的时代。这些简牍就像一枚枚时间的碎片，每一片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每一片都诉说着汉代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通过缀合这些碎片，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挖掘这些珍贵的历史遗物，理解那个伟大时代的细枝末节，探索汉代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从而更好地揭示汉代历史文化的价值和精神内涵。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北汉简缀合研究”负责人、信阳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