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底轰动中国文化界的重大事件，就是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受北京大学邀请来访，会见国内顶级文化名流，在上海、北京、长沙和保定发表多次演讲，所到之处大受追捧。他还在保定的演讲中受了风寒几乎丧命，因此在北京治疗康复，在中国多住了几个月。

　　这次漫长遥远的旅行，是在罗素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受迫害后的一次大型学术之旅，而且是带着未婚的情人布莱克而来（其时尚未与妻子离婚）。除了患病，他应该是十分扬眉吐气的。

　　这个贵族之家的后代天赋异禀，刚刚二十出头就毕业于剑桥大学并被指定为英国驻巴黎的名誉参赞，三十多岁成为皇家学会会员，后又成为剑桥大学的讲师和研究员。

　　但他人到中年时生活开始出现大起大落。先是与妻子分居，开始与几个情人交往，其中包括伦敦和剑桥文化圈的著名“群主”奥托琳·莫雷尔夫人。他似乎遵循的是他著名的三大“激情”——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求索和对人类苦难的无限怜悯，但他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似乎主要是前两种“激情”——一边忙于深奥的哲学思想探索，一边无休止地追逐着情爱。这样一个干瘦的小个子所释放出的激情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与他一度成为短暂莫逆的作家劳伦斯后来在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里写了一个干瘦的学究约叔亚，据说就是以罗素为原型塑造的——总爱抖点机智，沙哑着嗓子，笑声如马嘶，身材僵直矮小，“像一只扁瓶子”。这形象用来描摹罗素确实是挖苦得有点过分。也难怪后来罗素与劳伦斯分道扬镳后对其恨之入骨，甚至在劳伦斯中年去世后公开表示对他的敌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看似瘦弱无力的罗素就以一个激烈的反战斗士出现在英国公共生活中，发表演讲和文章谴责战争。这时他欣喜地发现了一个可以与他并肩战斗的斗士，就是刚刚出版了《儿子与情人》而饮誉文坛的劳伦斯。他与劳伦斯都持反战立场，在莫雷尔夫人撮合下相识，惺惺相惜，成为知己，发展到要两人一起合作进行公开演讲的地步。这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年龄相差13岁，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悬殊，一个是贵族后代和社会名流，一个是工人家庭出身、大专毕业的年轻作家，仅仅因为反战激情就携手战斗了。据说罗素是一时恍惚，被与自己背景反差巨大的青年劳伦斯热情和敏锐的直觉能力所吸引，这正是书斋学究所欠缺的。而劳伦斯能受到罗素的欣赏，自然感到荣幸，罗素的高深学识对他也是一种吸引。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交往与合作，互相探访，罗素还带劳伦斯去剑桥大学会见文化名流凯恩斯等人。为了合作演讲，两人一年中通了几十封信，劳伦斯甚至情不自禁地谬托知己，对罗素诉说自己的穷困状况，并且说自己对罗素的喜爱与日俱增。

　　但个性极强的两个人很快就变得水火不容，无法达成任何共识，合作讲座因此告吹不算，两人还因此而彻底反目。相互吸引的原因此时也成了分道扬镳的原因，那就是劳伦斯过分偏重本能和情绪，而罗素则更加偏重理性和智性。劳伦斯本能地认为罗素改良社会的理念脱离实际，其文字表达虚无缥缈，不着边际，每次都在罗素的讲演提纲上大改大删，他自认为是为了罗素这个老兄“好”，但智识超凡的罗素最终感到的是冒犯，甚至有段时间抑郁到要自尽的程度，就是因为他过于看重劳伦斯的激情和才华，却受了侮辱，自食苦果。

　　与劳伦斯分手后罗素独自进行了演讲，但他为自己的反战行动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遭到罚款，还失去了剑桥大学教职，又因为言论触动法律而被判处六个月监禁。

　　不过熬过那段日子后，罗素一路高歌，杰作迭出，成为世界名流，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还出版了诸如《婚姻与道德》这样十分前卫的通俗文化随笔。在耄耋之年，他出乎意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奖励他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样化和意义深远的写作”。与这个奖相比，他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可能更“多样化和意义深远”，浪漫跌宕甚至可以说波谲云诡，是几个电影大片都难以涵盖和表现的：每15年换一个妻子，拥有多个情人，在90岁时还因为反对越南战争而“光荣”坐牢，活到98岁高寿逝世。

　　（作者系作家、翻译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频道原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