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著上升，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步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从历史演进的高度出发，拓展新视野、树立新理念、发掘新动力，把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正确方向。

　　超越“三大陷阱”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拓展新视野，实际上在于探索跳脱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窠臼的路径，回答好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世纪之问。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这些正是对超越国际关系发展史上“修昔底德陷阱”“冷战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思考。

　　“修昔底德陷阱”反映的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在防止冲突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力量此消彼长是世界格局变化的规律性趋势，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因势力消长而面临考验是国际关系绕不过去的命题。当前，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中美关系。从美国对华政策发展态势来看，拜登政府不仅继承了前任政府对华实施强硬政策的外交遗产，而且在一些领域采取的措施甚至力度更大、形式更多样。美国对华实施全面遏制打压，推高了中美冲突的风险，双方能否最终避免冲突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中美关系的严峻局面进一步凸显了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现实意义，防止中美冲突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国运和福祉，也事关世界人民的前途与命运。

　　如何超越“冷战陷阱”是把握国际关系正确发展方向的又一关键问题。当前世界变局的突出特点之一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震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现代化的奇迹、人类文明史的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贡献在于，不仅为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开辟了光明前景，而且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终结了自近代300年来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独尊地位，使一些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国际体系正处于历史拐点。随着亚洲经济继续崛起，西方不仅正在失去物质方面的主导地位，而且正在降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同时，也引发了美国在中美竞争方面的意识形态博弈，强化了其国内反华势力的冷战思维。利用价值观因素遏制中国发展，基于意识形态给西方国家塑造共同敌人，在世界挑起和煽动新冷战，试图借此增强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国际影响力。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还需要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如何面对全球治理赤字带来的挑战。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交织叠加，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带来的风险。一方面，作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反映出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国际社会只有同舟共济、团结协作，才能更加有效地应对传染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疫情肆虐下的国际治理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反而在冷战思维、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被严重削弱了。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在疫情防范上的混乱失序，加剧了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原有矛盾，也助推了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风潮。在极端思潮影响下，美国内政外交的基调变得更加偏激，严重冲击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历史经验表明，日益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与大国战略博弈相互激荡，必然会给国际环境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推动世界进入更加动荡的高风险时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时代之问

　　建设超越“三大陷阱”的新型国际关系，离不开新理念的指引。作为回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历史发展规律高度论证了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即我们处在一个多种发展模式合作竞争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模式差异并不意味着国际冷战是必然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发现美洲新大陆算起，西方近代数百年现代化历程是一部对外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对内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历史。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特点就是和平发展。基于和平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衍生出的“国强必霸”逻辑，为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可行路径。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超越冷战思维奠定了理论基础，实现了认知范式上的重大突破。与基于集团政治、帝国观念的狭隘共同体意识有着本质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的是真正把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天下观”与大同意识。基于这种共同体意识，当今世界只有一个体系、一种秩序，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少数国家主张的所谓“体系”和“秩序”；只有一套规则，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少数国家制定的所谓“规则”；只有一种多边主义，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为基础，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是基于“小圈子”利益、“集团政治”的伪多边主义，更不能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认知范式上的这一突破，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防止国家陷入集团政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科学方案。基于公认国际准则，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每一个国家为国际社会展现责任与担当，各国人民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为此提出系统行动方案。针对国际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别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汇聚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肆虐的复杂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彰显出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为推动世界共同应对各种严峻挑战注入了强劲动力，对于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新动能加速蓄势不可阻挡

　　人类社会的一切美好追求都不会自发地变成现实，而是需要经过艰苦奋斗、积蓄足够能量方能实现。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同样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蓄势过程。从世界发展大势来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动能正处在加速积累、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有利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世界格局东升西降趋势不可逆转，新兴国家的崛起颠覆了西方近代300年来在世界的优越地位，尤其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即使美国能够避免绝对衰落，但只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发展速度继续快于美国，其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就不可避免。其二，与世界格局东升西降变化趋势如影随形的是，西方发展模式在全球的“灯塔效应”正在湮灭。西方国家充满困惑茫然和失序无措的应对，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政策实践上都显得力不从心，与中国的沉稳自信、理性高效形成鲜明反差。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式资本主义更是深受贫富分化、社会对立、政治撕裂三大痼疾造成的“美国病”的困扰。这种状况使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二战后形成的西方领导的自由秩序无法支撑21世纪的全球稳定，美国无法阻止多极和意识形态多样化世界的到来。其三，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不可逆转有利于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某些势力试图通过产业脱钩阻止中国的发展势头，但全球化发展大势终究不可逆转，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终将损人不利己、不可持续。只有顺应历史大势，坚持合作共赢，才能携手推动人类发展事业不断进步。这些因素意味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越来越不得人心，必将被历史所唾弃，而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新型国际关系终将赢得未来。

　　（作者系外交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