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和国际交往模式存在的巨大弊端，由此引发的全球发展、治理、民主、和平与安全赤字，已无法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危机中蕴藏的矛盾与冲突是变革的内在潜力，然而，内在矛盾并不能自然地转化成历史进步的现实。促进现实的转化还需要站在历史进步一面的勇敢者的政治智慧、科学理性，以及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精神。

　　创新国际交往

　　中国是百年变局下代表历史进步十分重要的力量，也是最有条件促进这一变革的正义力量。因此，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下，中国践行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观及大国外交理念。

　　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国际秩序观的提出，旨在建立国家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通过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通过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通过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通过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通过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种国际观没有对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没有意识形态的输出。既吸收了被广泛认可的国际交往原则，也对传统国际关系中不合理、不公正的成分加以改进。与以往不同程度带有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大国国际观不同，中国的国际观强调主权平等下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这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区别于欧美大国通过强权输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建立服务自身的世界，而是通过对话协商、合作交流、开放包容的方式建设多元化世界，促进自身利益及全球共同发展。

　　践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在重大国际问题与双边关系的处理上，积极开展和平外交、合作外交、发展外交、共赢外交。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中国与有关国家一道，旨在高质量地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显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主场外交、新平台外交、点对点外交、家乡外交、云外交，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呈现。从这些对外交往实践中，可以看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守正创新的鲜明特征、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重情尚义的可贵品质。正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以自身实践不同程度地促进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改变国家间交往的旧有模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通过建立平等、和平、包容的伙伴关系，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的“集团政治”“势力范围”和“零和思维”。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推动大国协调，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努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秉持正确义利观及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此外，改进国际交往模式还体现在对国际制度的改革上。作为全球治理改革的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积极提供公平正义的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创制与运行中的民主化。

　　正视阶段性挑战

　　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外交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既有传统国际关系中的惯性思维，也有新旧国际秩序交替带来的过渡性阻碍，更有目前享有特权的一些西方大国。

　　过去长期的国际关系实践已经固化了传统国际关系交往中的思维，由此产生的惯习迟滞影响着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往国际关系实践中形成了国家间交往的“零和思维”和“强权思维”。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使得一些国家获得实力地位后逐步在对外交往中恃强凌弱、侵略掠夺，也使许多弱小国家面对强权不自觉地形成了“无可奈何”感，由此养成的实践感就是在强权条件下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的屈从与依附。虽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来最好的发展阶段为中国改造传统国际关系中的旧有思维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但彻底从思想上改变旧的思维模式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现其目标的深层次文化障碍。克服国际关系中的传统惯习迟滞，既要借助国际力量格局变化与旧秩序的危机，也需要新的大国力量崛起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示范作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通过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交往模式的建立，从根本上就是要改变传统国际交往的固定思维。

　　虽然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但新旧国际秩序交替带来的过渡性仍是国际交往模式变革的重要障碍之一。这种过渡性阻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尽管西方大国权力地位发生了重大衰落，旧有国际秩序范式造成了世界性动荡以及一些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失序与危机，但西方大国的实力仍然处于优势地位；虽然新兴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但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造成了改造旧秩序的力量仍存在不足。二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和新兴大国崛起的现实，使得仅凭少数大国力量已无法左右多领域的国际事务，必须借助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新的议题。然而，新兴大国在制度与规则的创制上存在着经验欠缺。三是旧有国际秩序已然造成了重大矛盾与危机，但旧秩序的制度惯性仍发挥着作用。一些受惠于旧制度的大国，还没有建立起适应新现实的思维，依然抱残守缺，甚至希望按其自身意愿主导制度改革。以上过渡性阻碍为中国践行大国外交构成了挑战与困难，改变这一状况，不仅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力量的进一步增长，还需要它们不畏困难，不断提升自身能力，通过学习积累经验，逐步克服旧秩序的惯性作用。

　　最后，影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实现的直接障碍就是在旧的国际秩序中享有特权的一些西方大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平等互利的交往模式，这对于过去长期享有特权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来说，意味着利益的冲击。这些国家依靠实力与强权，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享有巨大特权，成为旧国际关系交往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旧思维的顽固守护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改变旧有交往模式，通过自身外交实践展示什么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合作、真正的共赢、真正的公正，展示了大国在促进美好世界建设过程中应有的担当与责任，与西方一些大国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必然冲击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与形象。虽然中国一再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西方一些大国，尤其是美国，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深的焦虑感，担心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及外交实践在国际舞台上“改造”现状，冲击其特权。正因如此，西方一些国家拼命阻碍中国发展，给中国制造麻烦，希望以此削弱支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物质基础。同时，更有一些国家不择手段地全方位造谣抹黑中国，破坏中国形象，甚至在中国与许多国家关系中挑拨离间，制造障碍。这些是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外交面临的最直接障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彼此间共同利益与意识形态纽带使它们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整体作用，最有能力阻碍新型国际交往模式的建立。克服这些障碍对未来的中国外交来说任务艰巨，需要经过长期努力，久久为功。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研究”（19JZ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