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当代国际政治转型、软实力与公共外交；

　　代表作：《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国际关系史》（主编）、《撒切尔夫人传》《美国世界战略》。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动摇了支撑西方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历史根基，即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不过，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会重复西方国家争霸世界的老路，而是要超越东、西方的历史界限，重构人类文明体系，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命运共同体。

　　百年变局瓦解了文明分野的物质基础

　　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学者有许多研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者的崛起”，即认为世界历史正在进入继“西方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之后，“他者的崛起”的新阶段。“他者”的概念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西方国家作为世界“主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形成于17—19世纪，认为西方国家是这个世界的“我者”，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是与“我者”不同，并受“我者”规制的“他者”。19世纪末，西方国家建立起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尽管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第三世界革命”的不断冲击，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非西方国家为“外围”的世界体系并没有解体。直到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一批非西方大国相继崛起，更多新兴市场国家融入世界体系，改变了“中心”乃至整个体系的力量配比和依存模式，西方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才真正遭遇了挑战和危机。

　　实际上，历史上“西方”和“东方”是变动不居的。如果追根溯源，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许多要素实际上源于“东方”的北非和中东，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大都起源于地理上的东方世界。在西方崛起、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之前，世界是一个“东方化”的世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东方”（the Orient）是西方人为了自身需要而想象和建构的“他者”，其指涉范围从东地中海逐步延伸到印度和东亚。“西方”最初和最持久的核心部分是现在的西欧国家，只是随着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于世界，其内部东、西方之分的重要性才开始下降，“欧洲”逐步成为西方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避免陷入欧洲纠纷的美国成为西方的领导者，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二战后的冷战塑造了一种以两种社会制度竞争为标识的“东—西方”（the East-West）之争，原来意义的东方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终结，世界似乎恢复到了“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本来面目，但世界体系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改变了原来意义上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分野的物质基础，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间更为深入的交流、碰撞、比较、借鉴和融合创造了新的有利时机。实际上，早就有多名西方学者指出，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成功“秘诀”扩散、欧美关系的松弛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等，西方已经“终结”了。

　　重构文明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世界正在经历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关系动荡期，“文明的冲突”似乎加剧了。大国冲突再起，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遭遇“突如其来”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恶化的冲击，没有人能够对这次“大动荡”的结局作出明确的判断，但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扩员”，以及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为更为平等和互利关系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美国是这次“大动荡”的重要根源，同时又想借助这次“大动荡”重构西方阵营，从而重构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注定是行不通的。

　　其次，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仅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几乎所有国家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对国家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贫富差距重新扩大，中产阶级萎缩，政治极化和碎片化成为一种“新常态”，“民主政治”在民粹主义冲击与极端的政客操弄之下几近“失灵”。无论是奉行效率优先的“美国模式”，还是奉行社会公正的“莱茵模式”，都需要作出改变。在非西方世界，无论是近年来成功实现现代化跃升的新兴“发达”国家，还是依然在现代化道路上攀行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新形势下改进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挑战，这为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共识空间的拓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最后，环境、气候、能源、粮食、人口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更是将人类社会的命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在日趋严重的全球危机中独善其身。全球问题的发展和全球变局联系在一起，驱使人类社会超越“中心”与“外围”的界限，构建新的以人类社会共同命运为依托的文明体系。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过，目前来看，西方国家领导人还难以从西方主导世界的“我者”心态中摆脱出来，依然将非西方国家视为需要教化的“他者”，依然试图按照西方“文明标准”或“新文明标准”来“规制”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把已经“合流”的世界重新分离开来。这种罔顾现实的做法，不仅无助于西方国家走出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矛盾极化的困境，也让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依然在困境中徘徊的脆弱国家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同时也使生态失衡、气候变暖、人口结构畸变和流行性疾病全球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正在重塑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在重塑全球文明体系。这种文明体系以新的世界现实为依托，不再具备“中心”教化“外围”的功能，不再拒绝非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不再囿于东、西方的非此即彼，而是以塑造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崇的价值观为前提，超越东、西方界限，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