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初以来，为了构建具有真正全球意义的学科理论，国际关系学界陆续提出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殖民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全球国际关系学等概念和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相互交织、各有侧重，被学界划分为兼容路径和批判路径。围绕国际关系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两种路径就“全球主义”“普遍主义”“单一世界”的逻辑等议题展开了丰富的论辩，为我们破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提供了重要借鉴。

　　批判路径与兼容路径的争辩及局限

　　在对兼容路径的批评中，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全球国际关系学放弃了在后殖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批判传统，不仅无法实现真正多元、具有全球意义的理论建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巩固甚至加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费利克斯·安德尔（Felix Anderl）和安东尼娅·威特（Antonia Witt）从两方面对全球国际关系学未加自审的“全球主义”提出质疑：第一，全球国际关系学强调多元普遍主义并致力于以此为基础构建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这使得多元普遍主义成为了新的知识衡量标准。尽管相较于一元普遍主义，多元普遍主义承认差异、接受多种可能性，但它依然强调普遍有效性。因此，若以其为衡量标准，是否意味着不具有全球普适性的知识便不足以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第二，全球国际关系学设想了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者共同体，并认为具有多元化背景的学者应该加入。然而，事实上有不少学者无法或不愿意加入这一共同体，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谈论国际政治？安德尔和威特认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这些假设表明它对决定国际关系如何被研究、由谁来研究的权力关系现状缺乏足够的批判。因此，尽管它在诸多方面拓展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视野，并对多元化背景的学者更具包容力，但这些努力和优势实际上起到了粉饰和保全而非改变国际关系学科现状的作用。

　　安德尔和威特就“全球主义”展开的讨论主要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戴维·布莱尼（David L. Blaney）和阿琳·蒂克纳（Arlene B. Tickner）则将对兼容路径的批评推进至本体论层面。他们指出，殖民现代性中的“单一世界”逻辑在“全球转向”诸派中普遍遗存。它们虽然提出了对世界多样化的认识论主张，但在本体论上依然认可“只有一个世界”的事实。布莱尼和蒂克纳强调，人们不仅相信多样的事实，同时也在通过不同的实践实现不同的事实。“单一世界”的逻辑抹杀了多个相异世界并存的事实，因此也就无法解决现实中多个世界之间的冲突。就全球国际关系学而言，“单一世界”的逻辑主要体现为它对现有国际关系学的补充而非取代，这与其倡导的多元普遍主义相矛盾。正是由于全球国际关系学对世界政治本体层面差异认识的不足，导致“多元”最终沦为“一元”的内部分类。

　　与此同时，在兼容路径看来，批判路径同样存在诸多局限。首先，批判理论对已有国际关系理论颠覆有余，建设不足。无论对国际权力结构现状持何种态度，难以否认的是，现有国际关系学界是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学者获得话语权的唯一空间。尽管批判理论提议彻底改变现状，并对“全球主义”“普遍主义”等提出革新性理解，却并未指出实现真正多元世界及建构具有全球观照的理论的可行性路径。而从结果来看，批判理论至今也并未有效改变主流国际关系学的现状。其次，批判理论过于强调“不同”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批评后殖民国际关系理论等概念时指出，这些二元论不仅强化了西方与非西方、殖民与非殖民、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而且忽视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互动。在理论建构中，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很难彻底摆脱主流国际关系学的话语体系，这不仅是由权力结构所致，更是因为理论资源之间的联系性。无论非西方的理论土壤还是西方的理论土壤，各自内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早已吸纳、融合了彼此。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新路

　　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主要对兼容路径进行了有效借鉴，却对批判理论和批判路径普遍缺乏兴趣。这导致学者们难以突破“普适性”思维模式的束缚，容易使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甚或“中国学派”）的相关论辩迷失在关于“普适性”的狭隘认知中。

　　不过，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对理论发展路径做了创新性探索。在权力结构现状下，中国学者并非强化自己的“边缘”身份来挑战“中心”，而是独辟蹊径尝试直接作用于“中心”以重构其策略，兼具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值得延续的探索成果。依托“全球转向”的理论背景及资源，笔者提出三点有待深化和拓展的思路，以进一步推进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的思考。

　　第一，为了加深对国际关系学的“中心”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心”关系的理解，除了更多借鉴批判观点以推进对当下“中心”本质的思考以外，还应以历史的眼光剖析“中心”本身在时间进程中的演变，即在关于“中心”与“边缘”的考量中引入时间维度，在时空交织的复杂网络中探究二者的关系。

　　第二，反思对“全球”已有理解的局限，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观。为此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以见微知著的视角发现微观中的“全球”，超越原先的扩张性思维模式，反向聚焦“全球”融入在特定时空中的过程，并寻找其中的全球意义。二是深化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反思，超越将人类的“全球”视为整体的思维。

　　第三，与“全球转向”相互交织的是人类对世界关系性、整体性的认知。这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空谈，事实上科学成果早已有更全面深入的反映。可以预见的是，新的科学理论带来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也将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革新。借助前沿科技的新颖视角挖掘文化的科学世界观维度，并为之提供精准的概念化和认识论工具，能够为探索文化的普适性内涵并寻求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提供新的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22BGJ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