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东南亚研究在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热潮中迎来了新一波热潮。如果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范式，那么区域研究一般指基于“我们”视角观察外部世界的研究，带有强烈的“国家特性”。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我们”面临的周边和外部世界的客观差异，以及因核心利益和传统文化差别造就的地区概念认知差异，在借鉴国际“区域研究”发展经验推动东南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中国的现实需要、学术传统和时代变迁。

　　与传统学科之间的张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陆续在南方成立了多所东南亚研究机构。中国政府迫切希望从政治学和经济学中汲取营养，这两个学科成为中国最初设立东南亚研究机构的重点方向。但是，与美国东南亚研究起步阶段缺乏小语种人才的情况不同，归侨的存在使得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具有良好的语言基础。相比在美国冷战时期的边缘地位，历史学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且华侨华人史成为东南亚史的关键领域。近20年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学科构成出现转型，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机构都将国际政治视为发展的主要方向，已经明显出现由地区研究向学科靠拢的势头。

　　当下，区域国别学被列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解决了区域研究长期游离于学科体系之外的困境，也给东南亚研究内的学科分布提供了重新思考和重组的机会。区域国别学未来的发展规划必然要考虑政府需求和战略，但实际发展状况难免会受到传统学科的影响。从相关国家区域研究的学科发展经验，以及中国自身东南亚研究的学科关系演变来看，传统学科的实力及其对区域研究领域的进取意志，以及传统学科固有的学术资源、话语权、学术传统等，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特殊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可能面临整体学术、教学资源经过传统学科内化，被集中于领域内的传统优势学科，进而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偏离预设轨道的情况。

　　正确认识学科竞争

　　尽管人文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但二者之间的问题意识和关注对象的区别客观存在。以东南亚研究为例，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要对东南亚的语言、宗教、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进行综合研究，且这些学科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分工。其中，语言是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无法阅读东南亚本土文献和以当地语言进行田野调查，很难开展深入研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起后，一些外国语大学正是看到语言作为切入区域研究的前提性“工具”地位，以及因此带来的学术先机，成为反应最积极的学术力量。但语言本身无法代替学术研究，正如会讲汉语并不意味着精通中国问题研究一样，如何将语言优势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有效结合，是语言学面临的挑战。

　　历史学虽然被誉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却难以有效回应东南亚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在当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学科构成中，历史学已经逐步退化为边缘学科。历史学地位的下滑，一方面由于在东南亚研究中的理论运用与分析力度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也受到目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咨政功能的影响。作为基础研究的历史学能够提供原始的、具体的地缘知识和经验，却难以直接提供政府急需的应对政策。当然，语言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研究都处于类似的境况。尽管历史学有学科局限性，但强调纵向思维的分析方式能够带来更具深度和根源性的思考。

　　相较而言，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政府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中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一方面，社会科学提高了区域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分析层次，帮助区域研究摆脱了停留于“描述”层面的经验式写作。另一方面，除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必须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学科外，社会科学家即使拒绝花费时间和精力在东南亚区域原始知识的生产上，也能够依靠普遍性理论的运用生产出解释性知识。理论上，经济学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中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考虑到东南亚经济在全球市场中日益上升的地位，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规模。

　　从学术产出的实际情况看，国际政治相关研究已经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领域获得主导地位，部分外国语大学通过组建国际关系学院的方式进入区域国别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国际政治在整个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话语权。尽管国际政治研究已然成为东南亚研究中的核心领域，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些现象值得深思。例如，目前中国致力于东南亚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者群体中，拥有东南亚长期田野调查的经历者凤毛麟角。他们的主要优势在于学科理论的运用，分析所需要的“事实”多来自以英语为语言的公开报道、政府公报以及政要的演讲等。引入学科理论和方法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东南亚研究也不例外。但是，如果缺乏本土化的原始知识，此类研究的深度将严重受限。中国的区域研究现在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是，谁来提供有关东南亚的原始知识生产，那些需要漫长田野调查才能回答的关于“是什么”层面的基础研究，已经鲜有人问津。

　　区域国别研究与传统学科之间的张力，以及区域国别研究内部的学科竞争，对学术本身的发展是有益的。这两方面的固有联系和存在的问题，提醒我们在推动区域国别学发展时，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的规划。国家利益、政府需求固然是当代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美国确立的区域研究范式的核心要素。但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完全可以找到一条更加合理的发展道路，做到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统筹发展，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兼顾。区域国别学需要将学术探索本身作为发展的另一驱动力，以弥补政府资源驱动下的“功利性”倾向。反之，由于高校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载体，如何避免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被高校内部学科竞争过度“牵引”，以至于无法满足政府对政策研究的需求，也是需要共同思考的难题。作为中国率先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典范领域，东南亚研究的学科和资源配置亟待在区域国别学的引导下优化整合。只有建立更加多元的学科构成，以及合理的学科分工与合作体系，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才能持续深入和健康发展。

　　（作者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