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发展在不同维度上对国际安全产生深远影响，既可以改变安全的物质基础和实现方式，也可以推动安全观念或意识的改变。当前，各类无人机的广泛应用便是其中一例。无人机的使用不仅是各类冲突的技术特征，也成为大国安全博弈的时代标签。在安全领域，无人机一方面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技术颠覆，部分地改变了国际安全的规则；另一方面则被人为赋予了额外的政治含义，成为政治隐喻的载体，对安全观念的改变产生了微妙的作用。

　　技术颠覆与政治隐喻

　　作为一项武力工具，无人机在技术上对传统的冲突形式产生了冲击。既有的安全研究对无人机技术的应用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产生的担忧集中于其被滥用的可能性，这主要基于两个维度的考量。一是无人机降低了部分国家使用武力的国内成本，让武力的使用变得更加容易和普遍，增加了冲突发生与升级的可能性。二是无人机的攻击方式降低了面对面攻击的可能，间接降低了伤亡，同时相对于导弹武器的敌意更低，使用上更加灵活，从而更容易在冲突中应用。然而，无人机在技术上的颠覆带来的安全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无人机激发了针对非军事人员使用武力的安全文化，但是既未改变战争的规则与结果，也不会激化既有的矛盾或引发新的冲突，甚至对发生袭击的区域安全秩序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无人机虽然已经在战场上崭露头角，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尚不具备改变冲突进程的能力，对传统空战和陆战的影响较为有限。无人机未能如机枪、导弹等武器改变战场上的攻防态势，更无法对基于核武器的战略威慑构成挑战。无人机在技术上的颠覆主要体现为技术的扩散，让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武力的成本降低，进而改变了使用武力时的手段排序。相应地，应对无人机技术颠覆的主要手段是防扩散，以减少其被滥用的可能性。

　　在技术颠覆之外，无人机也会改变安全的观念，方式之一是隐喻，即作为一种象征或符号，冲击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在无人机参与的大量安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固有的形象和价值，被人为赋予额外的政治含义，改变了其传播效果，进而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隐喻能够重塑观众的思想和心理过程。一般而言，隐喻的目的是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或维度，主要的实现方式是将一种事物表述为另一种，以实现意义的转移。隐喻的主要作用方式是借助语言工具，提供一套叙事框架。更为重要的是，隐喻提供的替代性话语体系并非显性的话语表达，而是隐含着价值、偏好和期望。在国际政治中，隐喻是塑造话语权的常用手段，因为隐喻能够改变公众和决策者的预期、引发联想，从而影响决策的选择与执行。

　　在国际关系中，隐喻在不同议题中被广泛使用。例如在安全领域，既有研究讨论了美国军方以“网络空间”来描绘互联网内容的原因。这一词汇暗示网络空间与传统的地缘政治空间具有类似属性。在地缘空间中，国家间存在权力的竞争，也面临安全上的挑战，以网络空间来表述互联网则试图让他人联想到网络空间同样如此。由此，在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网络空间中，政府的军事部门介入就具有正当性，以传统的安全手段维护其利益就显得更加合理。

　　无人机的政治隐喻

　　无人机具有类似的隐喻功能。作为一项中性的技术或装备，无人机被赋予政治含义后成为一个隐喻的语言符号，并影响国家对安全的思考、认知方式，影响国家间的安全关系。无人机在冲突中的使用并不鲜见，类似无人机的武器早已被应用于战场，包括早期的无人作战飞行器和遥控坦克等，甚至在19世纪，无人气球就已被用于战争行动。当前无人机的广泛使用主要是美国反恐战争推动的结果，当然，无人机的政治隐喻并不必然是单一含义，而是存在多重隐喻甚至隐喻的冲突。其政治隐喻对国际安全构成如下四方面影响。

　　一是作为渲染他国威胁的符号象征。自阿富汗战争以来，无人机被美国广泛用于反恐行动，其特征是远距离操作无人飞行器以消灭对手，且自身面临的危险极低。无人机往往被视为单方面杀戮的武器，无须面对面战斗导致缺乏同理心。由此来看，尽管无人机的攻击强度远不如导弹等传统武器，在危机和冲突中使用无人机却被视为严重的挑衅，即不负责任地进攻或被攻击。在大国博弈中，无人机的这一隐喻特性常被用以渲染威胁。

　　二是作为侵犯隐私和自由的敌意平台。在反恐战争中，无人机的一个突出优势是持续在空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监控能力，从而为各类军事行动提供情报信息。同样在各类区域争端中，无人机也被委以侦查、试探的重任，从而具有搜集信息的政治隐喻。在和平时期，无人机以及类似装备的使用，容易被视为对情报等机密隐私的侵犯，以及对个体隐私和自由的侵犯，所以容易被视为增加敌意的信号。无人机平台的侵犯隐私隐喻，使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也容易被解读为敌意行为。同时，无人机引发的对侵犯隐私的顾虑，在国内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国际危机中则难以根除。无人机以及类似装备被赋予的这一隐喻，导致其在使用时容易引发他国的不安全感，甚至被夸大宣传为直接的安全威胁，尽管使用无人机的直接目的不在于此。

　　三是作为技术领先的象征引发技术竞争。由于无人机在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潜力，无人机的技术、生产开始成为安全议题，成为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隐喻的一部分。同时，民用无人机在许多武装冲突中被广泛应用，包括民用无人机在内的无人机技术也成为大国安全竞争的一部分，被视为信息时代国家安全能力的象征。由此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一国的无人机以及相关的无人机生产、研发企业也会广泛地被视为威胁，低成本地批量生产无人机成为攻击能力的显著指标。同时，对于军事能力较弱的国家而言，通过发展或引入无人机，可以向国内民众表明国家安全能力的改善，并通过对外展示无人机武力的方式来暗示本国国防能力的提升。

　　四是隐喻模糊引发战略误判。在国际安全危机事件中，选择何种应对方式、使用何种军备工具，能够发出不同的危机信号，影响危机的走向。然而，各国对同一类军备工具的认知存在差异，导致在解读对手意图、决心等信号时可能存在误判。对无人机而言，不同行为体对其政治隐喻的认知存在分歧。一方出动无人机，本意可能是降低冲突和敌意，即以机器人而非直接的战斗人员参与危机事件，因为相对于有人驾驶飞机，无人机展现的攻击能力和攻击意图更低。无人机具有远程操控、精准攻击的特征，在反恐战争中使用无人机被视为精准的“外科手术式”攻击而非误判的结果。因而，无人机的使用容易被视为蓄谋已久的行为而非无意的举动。此外，国家在对外使用武力时，无人机被描绘为对平民的伤害小、精准打击的武器，成为攻击合法性与正义性的象征，而被攻击一方则可能将其视为不负责任的行为，加剧敌意的累积，导致冲突升级。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