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江 通讯员 张帆

　　我国西南独特地理环境孕育出的特色鲜明的青铜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9月15日，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主办的“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与会学者围绕“青铜文明综合研究”“青铜文化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和“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主题深入探讨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起源、演变和影响，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学术支撑。

　　西南考古成绩斐然 

　　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之后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的历史框架。此次研讨会是“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的配套学术活动。作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年度原创大展，该展汇集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的32家文博单位馆藏的294件（套）铜器、金器、玉器等精品文物，涉及考古遗址近百处。展览以近年来最新考古材料为支撑，讲述中国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演变格局，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展品数量最多、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深入探讨西南地区青铜文明起源、演变和文化特征，深化“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更好理解和探讨西南地区文化的传承和文明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考古发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西南地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与中原地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此次西南青铜文明展和学术研讨会，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化特质，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过程。

　　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与会学者研讨的重点议题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表示，四川盆地处于相对封闭、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从这一地理环境中诞生的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主的古蜀文明，虽不是青铜冶金工业的发源地，但这里的人们在吸收中原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和艺术后，进行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创造。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能明显看出古蜀人的创造力。研究历史可以更好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同时也能激发我们当下的创造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表示，三星堆发现的几座青铜神坛，以表现献祭或祭拜神灵活动为主，而且是以太阳崇拜为主，是古蜀时代精致诡谲的艺术品。三星堆青铜神坛出现的“獠牙神像”体现了古蜀人的信仰。类似的“獠牙神像”是湖南高庙文化中白陶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獠牙神像在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中同样可见，风格一脉相承。三星堆神坛上发现的“鸟人”，除了尖尖的獠牙，还有圆圆的纵目，这是古蜀人对传说中古老太阳神的艺术塑型。

　　深入探究西南青铜文明 

　　巴蜀符号是四川、重庆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器物上的图形符号，一直深受学界关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严志斌全面梳理了巴蜀符号的研究成果和方向后表示，对古文字的解读，特别是死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巴蜀符号是这一课题中的难点之一，是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的符号系统。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巴蜀古文化的重建与理解。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袁炜通过贵州出土的带有巴蜀符号的文物，分析了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南渐问题。

　　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近年取得重要新发现，“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展出了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滇池长印”等珍贵文物，引起广泛关注。在此次研讨会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蒋志龙分享了河泊所遗址考古发现成果。他表示，考古工作初步确认了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对深化当时国家治理构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丰富了对于多元一体国家形成的认识，证实了司马迁《史记》中“西汉置益州郡”等记载。他们将继续推进简牍出土地点的精细化发掘及对出土文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展开探寻“古滇都邑”和“益州郡治”城内布局等学术工作。

　　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展开，古蜀青铜文明影响力不断提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首席研究员焦天龙从全球范围考察了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意义。他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在2023年9月27日至2024年1月8日推出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展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四川地区考古新发现，包括120件青铜器、玉器、金器及陶器等珍贵文物，许多都是三星堆最新发掘成果，也是此批文物首次在四川之外展出。此次特展将揭开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系列展览”的序幕，向世界更全面地介绍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