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时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研究在推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和发展经验？

　　李新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心和领导下，我国考古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丰硕。在文明的探源方面，距今5000多年的都邑良渚古城遗址群，发现大型水利设施，发掘出约20万公斤的稻谷遗存，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这里曾有早期国家出现。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重要实证。在文明形成道路的研究方面，“多元一体”成为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模式。其核心内容包括：一是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个有自身文化发展序列和特征的文化区；二是各文化区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壮阔进程；三是由多元文化区形成的共同体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关于文明形成的标准，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城市、文字、冶金术“三要素说”。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若仅仅以此“三要素”为标准，认定殷墟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可能低估了距今五千多年已经明确开始的史前社会跨越式发展。于是，最近我国考古学界参照了世界文明的普遍标准，加上中国特殊的元素，提出了新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里包括：第一，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第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第三，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四，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恢宏的历史命题有何深意？

　　何中华：首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宏伟目标，是自晚清以来炎黄子孙孜孜以求的实现中华民族历史崛起的愿景和理想的当代形式。这一宏伟目标，只有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路径、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才能真正实现。它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梦想成真。应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它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是因为，这种复兴与否的基本标志之一在于，是否把现在的中国由一个文化大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强国，这有赖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成。其次，这一目标还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性规定。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谁的现代化”“为谁的现代化”的问题，亦即确立了现代化的历史主体；同时又包含了现代性维度。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在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表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目标的达成。再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功的衡准。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源自上下五千余年中华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形塑。而这一文化传统及其绵延不绝，在历史上正是以“中华民族”的形式表征出来的。这是因为，既往走过的历史道路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是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恰当的历史路径。最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目标的实现，能够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某种示范性作用。这是因为，它不仅体现着现代性的诉求，还体现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古老智慧，这种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互补整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明模式。

　　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以科学缜密的历史思维和宏阔深邃的世界眼光，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莫砺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主要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华文明的这“五个突出特性”之间具有共时性，它们都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从逻辑脉络来看，“五个突出特性”之间其实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指出“五个突出特性”的逻辑指向和实际结果是：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五方面的内容从对本民族自身文化特性的审视出发，进而论及对本民族发展前景的展望、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等内容。五个方面也是五个层次，它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由低及高、由内及外，既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显示出清晰的思维层次。

　　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我不由得联想到《礼记·大学》中的一段话：“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如果说“修、齐、治、平”是中华先贤为个人进德修行所设计的向上发展的一条理路，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论述就是为一个民族的品格及行为进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论证。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五个突出特性”的最重要着眼点，是如何在丰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他从统揽全局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远大目光出发，总揽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从而为我们更好地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思想资源，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出了切实可行的努力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为什么将“突出的连续性”排在首位？

　　何中华：在中华文明的这“五个突出特性”中，连续性既是其他四个突出特征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因此，其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突出。中华文明历经上下五千余年而不衰、一直绵延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和活力，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只有中华文明以国家的形式延续下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不争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华文明具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故鼎新的自我更新能力，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具有基于文化认同而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性，具有以成己成人成物为基础的和平精神。但这一切都必须首先以其连续性为前提。因为离开了连续性，无论是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还是和平性，都无以得到历史的表征；即使能够得以表征，也无从在时间的推展中得到持续不断的肯定。

　　莫砺锋：在中华文明的这“五个突出特性”中，连续性的重要性首屈一指，因为它是其他四个特性的事实基础，也是逻辑始点。要是没有连续性，变成一个转瞬即逝或缺乏主体性的短暂文明，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太丰富的创新，更谈不上包容与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应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基础与理论逻辑？

　　李新伟：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深根植于悠久的文明传统之中。这些特性的基因，在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已经开始孕育，与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一体”式形成过程密切相关。距今6000年前后，南到长江，北到辽河，文明星火已经在各地熠熠生辉。多元文化区通过密切互动，共享很多重要的文化精粹，形成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也孕育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因。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各地区的碰撞整合，催生融九州为一体的宏大政治理想。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的建立，开启了中央王朝核心文化引领四方的格局，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国式“文明型”国家的基本架构，经过商周的发展，秦汉时期完成强大中央王朝“定于一尊”的大统一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建设，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二里头文化汇聚精制白陶、青铜冶炼技术和玉器等四方先进因素，其陶制和青铜酒器、玉制牙璋等礼器，又在广大地域内被广泛接受，表明核心文化是在“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下形成和传播的，具有鲜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在中华文明万年起步、五千多年形成和随后的早期发展中，中华先民培育出世界最早的水稻和粟、黍，制作出世界最早的陶器，琢磨玉器、兴修水利、营建大型建筑、形成独特的政治理念，表现出蓬勃的创新性。加强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孕育和形成过程的研究，将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论断及其丰富的理论内涵？

　　莫砺锋：“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党史上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华传统文化曾受到很多误解与批判，甚至很多人曾误以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文化形态，是属于过去的，是保守、落后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阐明，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一贯具有创新性的基本特征，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精神内核，不但彼此契合，而且互相成就。这不仅让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了理论支撑，还让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让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而也让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

　　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有两点主要心得：首先，既然“第二个结合”的一方是以思想形态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么作为另一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应该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观念文化。其次，“第一个结合”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它团结了千百万中国人民共同参加一项伟大的事业，万众一心所爆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当然是战无不胜的。这就启示我们，“第二个结合”也应是千百万中国人民共同参加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为全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也给我们从事古代文史研究的学者以极大鼓励。我们曾经自发地做过一些普及经典名著的工作，现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对做好普及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自觉性和更加强烈的积极性。

　　李新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20世纪70年代之后，重大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大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探讨中华文明特性的形成，应该是在中国考古学解放思想、落实“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向。目前，中国考古学界在此方面已经开始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在文明的定义方面，学界提出要把握“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文明认定标准的实质，探索符合中国考古资料实际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分工形成、阶级产生和王权确立的物质表现，完善文明形成标准的“中国方案”。当然，在“第二个结合”方面，中国考古学还面临很多重大理论问题，亟待继续深入探索，逐步搭建起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深刻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二个结合”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起到怎样的作用？

　　何中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持。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应用，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根基。同样地，离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深邃底蕴，“中国特色”也将失去历史的内涵和依据，从而无法得以彰显。

　　另一方面，实现“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意味着两者在文化层面上达到深度的“互化”，其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更深入地融入中国人的实践、融入中国人的观念、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从而实现深度的本土化，不断地获得“民族形式”。反过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的扬弃，能够进一步获得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具有越来越丰富而深邃的现代内涵，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这个角度说，“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时空坐标，并因此为其确立“此在”性。

　　以新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的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都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担负着赓续文脉、发展文化的神圣使命。下一步，该如何做好赓续中华文脉的“基因库”工作？

　　何中华：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文献古籍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我认为，“基因库”既要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库”，也要有文化学意义上的“基因库”，两者不可偏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传承发展的重要凭借，古典文献构成延续中华文明之文脉和道统的内在依据和“历史—文化”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都被浓缩和积淀在其中。因此，在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古典文献资源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古典文献资源，我们要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挖掘和保护工作。首先，要充分借助当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整合全国各地资源，使古籍文献充分地实现电子化，建立“实物+电子版”双模式。这样既有利于长期保存，也便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次，要让文献古籍真正“活起来”，既为学术研究提供“文本”解读和诠释的丰富依据，又为普通读者提供“经典文本”的学习和鉴赏，做到雅俗共赏。学者的解读和阐释，能够深度发掘传统典籍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从而使“文本”的意义不断地生成，使传统文化在这种意义的生成中得以延续和弘扬。为普通读者提供学习“经典文本”的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与古籍文献的“亲近”和“照面”，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浸染，从而实现扩散效应的辐射，不断提升全体国民的文明修养和素质，为建设文化强国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进一步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李新伟：“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出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站在新的百年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奋斗目标，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愿，这样的自信，正是建立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之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之上。

　　中国考古学也正站在新的百年起点，广大考古工作者更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的各项研究，“探索未知，追溯本源”，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解决“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重大问题，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落实“第二个结合”，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重大发现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未来我们如何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奋发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何中华：哲学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过是以反思的方式把握住了的时代精神而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哲学构成其文化的基因和内核，文化则构成其哲学的载体和表征。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形而上学基础，因为它们在研究范式的重建时，不能不依赖哲学的支援。这既是哲学的优势，也是哲学的责任。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负有重大责任和使命。当年毛泽东曾提出要“从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在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面临着一个如何从理论上反刍、消化和升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智慧的问题。我们需要写出“中国版本”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便建立起既能够同他者对话，又能够葆有足够自主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一方面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内涵、贡献中国的原创成果；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对等的对话创造主体条件。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在研究中还需要注意在本土化与全球化、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强调能动地建构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但不能将其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口号”，而应该对当代人类文明保持开放胸怀和态度，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通过对话、交流、互鉴，实现相辅相成，不同文化及其传统才能在相互发明、扬长避短中走向健全和完备。作为文化的自觉反思形式的哲学社会科学，同样离不开这种发展方式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