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以“数字沟通时代的情感共同体与跨文化传播”为主题的第十二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举行。与会学者就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与情绪概念、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共同体形成、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冲突与应对、数字技术对跨文化情感传播的影响以及中国对外传播中的共情问题等议题，展开前沿性学术探讨与对话。

　　厘清跨文化传播的情感概念 

　　近年来，情感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发展迅速，然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否存在情感共同体，如何在情感研究中使用情感、情绪、感觉等基础概念，尚且需要学界加以讨论，形成共识。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前会长周树华表示，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对情感共同体的构建进行学术研究，能够使人们生活在一个共情的世界，更好理解彼此的差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单波认为，在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信任关系的缺失使得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性情绪暴涨，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反思和探索，发现重建情感共同体的方式，为数字传播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如果确实存在情感的共同体，那么如何在共同体中维持集体情感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延斯·奥尔伍德谈到，要着重理解个体的普遍情绪与集体情感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由共同体维持的积极情感可以为跨文化传播和人类合作提供条件。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纪莉提出，当前，“情感共同体”在跨文化传播中主要被当成一种策略性概念使用。这一学术研究路径存在不足，并没有立足历史与现实语境对情感共同体进行概念确认。

　　与会学者还从文化间性、数字化时代“感受的共同体”等学术维度，对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情感共同体概念进行不同层次的讨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王金礼表示，文化间性的关键在于承认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性思维可以触发人类接受差异性的情感本能，以异文化主体间共通的情感机制有效消解对他者的排斥和抵触意识，创造个体或群体间的意义共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袁光锋认为，情感主体在具象化的数字空间浮现，并借助语言、符号系统把个体连接成集体。因此，在对情感共同体的研究中要增强对以感受、情感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关注。

　　探究数字时代的情感传播 

　　面对社交媒体的兴盛，与会学者分别对不同情感主体的情感形构进行了探讨。

　　结合陪伴经济、声音经济发展态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江凌分析了情感类电台声音共情中存在的情感伦理问题。声音共情蕴含着丰富的共情价值观。情感电台的共情治理要严守法律与伦理底线，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对音频平台的法律治理制度，平台与主播也要自觉遵守伦理道德。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辛静进一步表示，共情与传播的联系不仅在虚拟空间得到延伸，而且由于虚拟空间具有无限的开放性，使社会关系得以延续与超越，体现出接近空间正义的特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唐佳梅发现，旅居者通过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同时构建多重空间的方式来帮助自身进行跨文化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以此消解负面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嵌入了跨文化适应过程，成为了跨文化适应和维持情感共同体的子系统。

　　拓展跨文化传播中的共情研究 

　　审思中国对外传播中的共情问题，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契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媛提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实践已转向具有不同解释目标、解释策略和解释意义的解释共同体的参与。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教授刘绩宏在对中国国际援助信息的跨文化共情策略研究基础上提出，要通过培养亲密关系、增强情感意识和建立信任来有效推动跨文化理解。

　　斐济南太平洋大学教授卡林加·赛维拉特表示，古代丝绸之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跨文化交流和贸易路线。亚洲国家应该寻找更好的关于发展的报道模式，发挥跨文化传播的情感联结作用，为可持续发展的“正念传播”提供东方传统智慧和新思维方式。

　　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王烨提供了用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助力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探索。她提出，尖端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人们打开了向量空间的大门，应用这一技术，未来的研究有望涉足未知领域，拓宽对跨文化复杂性的理解。

　　会议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