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三苏研究院、四川师范大学“六定”中国史学史研究团队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二期中国史学史学术沙龙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

　　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史学史研究形成了注重史学遗产发掘，与历史、社会紧密互动，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统一，注重理论反思和学术批判等优良传统。当前，史学工作者肩负着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使命。回顾和评析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和学科创新，无疑是必要且重要的。

　　“史学史研究应注重哲学性、思想性，加强改革开放史学史研究，加强对史学史的反思性研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郭震旦提出，史学史研究应该有两个语境，一个是历史语境，另一个是现实语境。历史语境负责事实的清理，现实语境负责意义的生成。因此，史学史不仅要证明“它”曾存在，还要证明“它”仍活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尤学工认为，学术自主意识源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推动了中国学人围绕“古今新旧”不断展开探索。在文化转向与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学术自主意识必须得到增强，但是面对当前强势的西方话语霸权和中国传统史学话语资源、思想资源的不适用性，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应该回到历史本身，不断增强对历史的解释力。

　　梳理学界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形态理论本身的阐释、关于某一种社会形态理论的阐释、关于“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的争论三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政君提出，加强理论的创新性研究是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工作，而理论创新的标准不局限在理论的新与旧，更在于理论具有创新性的解释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高远认为，目前尚未出现能够完全囊括中国史学史发展历程的著作，如果对学科自身发展历史缺乏清晰的认识，那么对于学科体系的建立就存在困难。对此，他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有所拓宽，今后应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基于中国近代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形成的实情，在古今中西会通的视野中，基于时代需求，探寻中国文化的本意。在事实和学理的脉络中，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克服自说自话式的论调与做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凯表示，西方汉学与海外中国学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学术演变的外部视角，对中国近代学术生成具有参照系作用。

　　内容的拓展、方法的更新、解释的新见、结构体裁的完善、评价的转换、表述的改进等，皆是多维度的创新之途。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安民考察中西学者关于学术反思与历史研究创新的论述，明确提出史学反思既是历史撰述的逻辑起点，也是理论和话语生成的途径，史学反思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服务于历史研究的方向诊断，它的成熟与否，也是历史学发展水平的表征。他认为，面对西方经典论著和理论方法、话语术语的强势东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决心和雄心，也需要保持耐心和定力，高度重视历史学创新性理论建设，正视那些未曾延续或壮大的传统。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陈峰以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切入，探讨中国史学史学科学术传统的创生与衍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应宪讨论了历史教育中的学科素养训练、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目录解题取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传以容肇祖在中山大学授课时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为中心展开讨论。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邱锋以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画为焦点，结合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历史题材画作的发展，探讨不同时期历史撰述的关联互动及其历史叙事和知识传播方面的特点。在阐释学视域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露川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如何回答“中国史学自身理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钱云通过梳理明代中前期改修《宋史》风潮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固然受到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史学思想、学术氛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史料扩充对推动改修风潮的作用不容忽视，研究者应把握正史重刊与编纂观念转型的互动关系，探究明代史学发展中史书出版、史料扩充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时代的产物和风向标，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与会学者表示，必须坚持优良的史学传统，坚守中国史学本位立场，以时代之问为指引，弘扬时代精神，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