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由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主办的“文明交流互鉴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文明交流互鉴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谈到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浙江工商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李军提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另一方面也是自外向内的比较对照与自内向外的吸收升华之双向奔赴。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实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是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同时也应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有益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要处理好实践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实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时代性与体系性的有机统一。

　　提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命题，并非意味着故步自封，而是要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俊表示，推动知识进步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现实生活本身，而我们无法逃避已有的知识形态。这不仅是中国本土学者的困惑，西方汉学家在面对中国文化时也有同样的问题。因此，要努力并创造性地从现实世界和知识传统中，提炼出适应时代的新思路、新观念。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研究方法，进而搭建新的知识体系框架。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提出，文明互鉴基于开放性、包容性和文明多样性等原则，这些原则区别于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然而，我们在强调多样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交流时，也会遇到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文明的定义因文明而异，如何处理文明间的冲突和保护弱势文明，是文明互鉴中的重要课题。

　　在建构中扩大国际影响

　　“在近代东亚国际关系转型过程中，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王勇表示，东亚外交话语的形成可以追溯至秦始皇时代的“书同文”，汉字通过秦汉郡县制推广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秦篆、汉隶逐渐统合方言、跨越外语，奠基汉字文化圈。隋唐时代，日本使臣小野妹子与南岳僧人因“言语不通、书地而语”，由此掀开了中日交流史新篇章。进入明代，从《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东亚各国通过书写汉字进行沟通的观察，到《铁炮记》对日本与西方首次相遇的记载，作为东亚外交话语的汉文笔谈记录不仅保留于外交文书中，还可见于跨国行记、请益问答等各类文献中，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邹崇理探讨了中庸之道与现代科技及主流哲学思潮的关联。他认为，中庸思想的深刻内涵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即首先明确解决具体问题的评判标准，判定出事物发展的方向及其各自的长短利弊，进而实行“取长补短”而获得“恰好适中”。中庸方法的哲学辩证思维解读就是采用中华民族本土的言说方式对哲学辩证思维进行具体表述，彰显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价值。这为中庸之道的现代应用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建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