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南面和东面各有一扇窗户。白天，阳光照射进来，充满温馨；夜晚，月光洒向地面，分外宁静。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看书、写书，感到生活格外充实。

　　我的书房大约有几千本书，有的是买的，有的是别人送的。从买书方面说，有几十年历史了。1960年至1963年在北大附中读高中的时候，我经常去海淀的中国书店，在那里买了生平的第一本书——冯定著《平凡的真理》。这是一本讲哲学的书，谈到了人生的一些问题，对当时的我很有吸引力。到了高二、高三，因为喜欢散文，先后买了一些散文方面的书，包括刘白羽的《红玛瑙集》、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花城》、冰心的《樱花赞》等。

　　上大学后，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喜欢上了政治书籍。那时的车公庄东口有一个新华印刷厂的车间，每周六上午都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很便宜，我在那里买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

　　1965年9月至1966年6月，我被下派到北京市房山县南尚乐公社镇江营大队工作，有一次到河北省涞水县外调，在涞水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三大本，书中每篇都有毛主席写的按语。我还曾在卖废旧书的地方，以每公斤0.26元的价钱，买了一套13本的《斯大林全集》。1968年8月至1970年7月，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学生连锻炼，其间买了四卷本的《列宁选集》和两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我真正开始买历史方面的书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读研究生以后。从1978年起，相继买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全套的《清实录》《嘉庆大清一统志》《清史列传》等，还有一些工具书。这些买书的过程，也反映了我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接受别人赠书，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在北大附中我入团时，李莹、李蕴、谢宁同学送我一本《唐宋古文运动》，鲁英送我一本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昝敏英送了一本关于白居易的书，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写了美好的祝福语。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受别人的送书，所以至今不忘。

　　真正意义上接受师友赠书，还是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后。其中，罗尔纲先生赠的书格外有意义。罗老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1982年至1988年间，因编辑《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我与罗老接触较多，对罗老的治学与为人有较深了解，特别是他学术上的创新精神，让我感触尤深。1991年，罗老全四册约155万字的《太平天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他送给我一套。认真拜读之后，我认为这部书有很多创新点，例如体裁上的新创造、史实上的新发掘、观点上的新探讨、内容上的新充实等，收获非常大。罗老赠我的书，还有《困学集》《抗病记》《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等。直到今天，我仍不时地翻阅这些书，体会学术大师的创新精神以及对晚辈的关爱之情，以增强前进的动力。

　　戴逸老师的送书也使我终生难忘。戴老师是我研究生时全方位负责指导我学习的导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1994年我评为研究员以后，每年戴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毕业，都请我做答辩委员会委员。有时，为了研究生论文和答辩，戴老师还专门打电话给我介绍有关情况，我从中深切感受到了戴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期望。在这期间，戴老师一有新书出版，也必定送我一本，如《履霜集》《乾隆帝及其时代》《繁露集》《语冰集》《步入近代的历程》等。戴老师送的书我一直放在书柜最明显的地方，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翻翻，一是体会师恩，不忘清史所的培养之情，二是从老师的著作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这些自己买的和别人赠的书，今天大都还存放在我的书房中。我把每一本书都看成朋友，从中领悟人生的哲理，感受世态的变化，珍视以往的情谊，增强前进的动力。

　　我的书房除了放书外，还是看书的最佳场所。在自由地翻阅下，不停地思索中，汲取了新的知识，提升了认知度，宛如飞驰的列车，穿越高山峡谷，不断走向新的境界。

　　近来，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我比较系统地读了有关习近平总书记的书。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由几十名采访对象的口述汇集起来的采访实录，受访者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年代、不同地方的工作情景。

　　其中，《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讲述了青年习近平在陕北黄土高原，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情同手足、血肉相连、鱼水交融的青春面貌，树立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和植根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习近平在正定》展现了习近平对党忠诚、善政为民、深入调研、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优秀年轻领导干部的形象，以及“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坚定信仰、公仆情怀和担当精神。《习近平在福建》叙述了习近平在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期间大刀阔斧、精心谋划、锐意创新的领导风范，率先带头、亲身示范、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和心系基层、心系群众、心系民生的赤诚情怀。《习近平在浙江》讲述了习近平在带领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创建生态省、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民生实事、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考和实践。从《习近平在上海》可以了解到，习近平在上海虽然只有七个月的时间，却迅速扭转了当时上海的被动局面，为上海发展明确目标、指引方向，以发展实绩赢得干部群众的高度认可和衷心拥护。这些书加深了我对“两个确立”伟大意义的认识，更加深信党的二十大将是一个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

　　我的书房也是一个写书的好地方，这里参考资料多，环境幽静，有助于深入思考。书柜中有几十本我写的和主编的书，记录了我的治学历程。令人欣喜的是，研究生毕业以后，学术界的清史研究工作我大都参与了。在社科院历史所王戎笙、郭松义老师的邀请下，我参加了《清代全史》第二卷、第四卷和《清代简史》的编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王思治老师的邀请下，我参加了《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5、8、9卷的编写。2003年，国家新修《清史》工程启动后，我先是参加了有关的调研活动，后来在戴逸老师委托下，承担了主体工程《藩部封爵世表》的编撰。2019年至2021年春夏，应中国历史研究院的邀请，我审读了新修《清史》的许多稿件，为清史学的发展尽了力。

　　在我撰写和主编的书中，《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乾隆皇帝全传》《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中国文化通史·清前期卷》《中国边疆经略史》《北疆通史》《西藏通史·清代卷上》，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图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北京市优秀图书奖、山西省优秀图书奖、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等。

　　在我写的200余篇文章中，有些文章发表多年以后，又被收入相关专集，反映了它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比如，《章嘉和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收入赵永红主编《章嘉·若必多吉研究论文选萃》（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马吉符及其〈藏牍劫余〉》（《中国藏学》2013年第2期）收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藏族百年实录》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洪峰从2006—2011年间《清史参考》所刊发的244篇文章中，编选67篇，以《读一点清史》为题结集出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有我写的3篇。

　　我的书房是积累知识、增加智慧、发展学术的地方，我对它深爱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