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有一部纪实电影《九零后》，引起了我的关注。影片中出镜的并不是现在“90后”的年轻人，而是平均年龄9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有过一段在西南联大的青春时光。其中有物理学家杨振宁、作家马识途、翻译家杨苡和许渊冲等。

　　诗人袁可嘉也毕业于西南联大。1921年，他出生于姚北六塘袁家村（今属浙江省慈溪市崇寿镇），到2021年整整100岁，可惜他已于2008年离开人世。我在想，如果可嘉先生还健在，面对摄影师的镜头，他会说些什么呢？或者他会说：“呒告好话，看我的书吧。”他的书很多，但提到自己的却不多。

　　一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1941年新生名单里，可以找到袁可嘉的信息：“袁可嘉，男，21岁，籍贯浙江余姚，外国语文学系”。

　　谈及自己人生经历的是袁可嘉写于1992年的“自传”，这是作为《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附录”的自叙性文字，从出生写到1991年，文字克制而内敛。

　　为何选择去西南联大读书？他说：“这在我学习生活中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在距离上要近一些，但袁可嘉“舍近就远”，决意去昆明上学，吸引他的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民主学术气氛和它在文科方面的盛名”。

　　踏入西南联大校门的袁可嘉，心情是愉快的：“1941年秋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跨入昆明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大新校舍。”当时的联大拥有一批著名的诗人、作家和教授，如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李广田等，外文系的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等。

　　1942年对于袁可嘉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的学习兴趣从浪漫派转向了现代派。大一时，他还沉浸在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中，诵读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作品，深受感染，“以为天下诗歌至此为极，不必再做他想了”。到了大二，他先后读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冯至的《十四行集》，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与此同时，他读到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的作品，感觉这些诗比浪漫派要深沉含蓄些，更有现代味。当时的校园里，正刮着一股强劲的“现代风”，就这样，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现代主义。

　　袁可嘉说：“西南联大对我的影响是重要的，可以说基本上决定了我后来要走的道路。我有幸在这里遇见了许多好老师，沈从文、冯至和卞之琳等先生都对我有过许多帮助。”但在1992年的《自传》里，他没有展开说这些先生给了他怎样的帮助。后来，在他2001年写的《我与现代派》长文中，则有了较为具体的叙述。当时，他已是80岁的老人，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几位恩师，笔端饱含深情。首先写的是引他走上文学路的沈从文先生：

　　沈先生在中文系，我没上过他的课，但爱读他的作品，常去他家访谈。听他谈文坛掌故，论古今文学，说写作艺术，风趣横生，如坐春风。他为人的热诚，对学生的爱护，见识的高超，实在使我感动。我真正开始写作较晚，1946—1948年有过一个小小的高潮，发表了二十几首诗和二十几篇诗论，大部分都是经沈老审阅，登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和《益世报·文艺副刊》上的。他总是鼓励我写，默默地收下拙稿，一般不加修改，尽快发出。这对初出茅庐的学生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接着回忆冯至先生：

　　冯至先生在联大时爱穿西服，身材高大壮实，说话舒缓和蔼，显出一副稳重恢宏的学者风度。我上过他讲授歌德、里尔克等课，大开眼界。1942年读到《十四行集》，给我极大振奋，好似目睹一颗彗星突现，照亮了新诗质变的天空。他用日常素材，以朴素含蓄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和旷远的意境。这在新诗中是罕见的，是40年代现代主义诗的一座高峰。

　　写到卞之琳先生时，更多了一些细节：

　　卞之琳先生对我的引导启发，比较起来，方面更广，程度更深。1941年我初次见到他，冒昧地称他“卡”先生，他纠正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久读到他土纸印刷的《十年诗草》，爱不释手，深觉现代敏感和古典风范的融合已到了精纯的高度，尤其其中的《慰劳信集》为我国多年来沉滞不前的政治社会抒情诗闯出了一条新路。

　　被西南联大的“现代风”熏染，袁可嘉开始走上了现代派道路，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始终围绕着现代派这个圆心，进行创作、翻译和研究。

　　二

　　袁可嘉的回忆性文字中少有“闲笔”，多涉及师长、学术和写作，而对于校园内外的生活细节，如衣食住行，闲暇时光，几乎读不到。同样出自西南联大的汪曾祺，散文里经常写的是泡茶馆、跑警报，或者是旧书摊、白马庙，趣味横生，颇可玩味。这可能是因为两人的性情和文风不同吧，但我们难免心生好奇：袁可嘉昆明五年的大学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终于在他的同窗好友杨天堂的回忆文章里找到了一些线索。这篇文章收录在西南联大50周年纪念文集《笳吹弦诵情弥切》（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版）一书里，题目就叫“西南联大时期的袁可嘉”。让我们随着“杨同学”的文字，“还原”一下联大学子袁可嘉的形象吧。

　　杨天堂与袁可嘉都是1941年秋入的学，一年级时，学习和生活都在联大租用的大西门内昆华中学，第二年他们搬到大西门外的新校舍，从此住同一宿舍，“面对面住了三年整”。新校舍从前门到后门修了一条宽三四米、长百余米的土路，教室、图书馆、大草坪在路东边，学生宿舍在路西边。宿舍都是一个模式的，泥墙草顶，长条形，像一个个仓库。宿舍两头有门，中间是通道，两边相对摆放架子床各十张，每床上下各一人，每四人为一组，开有一个插着几个木棍的窗子，每组都各自用旧布单遮住。这四人空间就成了相对独立的小“城邦”。

　　杨天堂和袁可嘉住的是第25舍。由于一年级就熟识，又都是中文系的，袁可嘉、杨天堂、陈明逊、周礼全四人，组成了第25舍东门右手边第一个“城邦”。法学系的马逢华因为爱好文学，也常来宿舍闲谈。

　　“城邦”里几个人的个性分明：“陈明逊忠厚谨愿，笑容可掬，1945年夏毕业后不久就到美国去了。周礼全很聪明，长于逻辑推理，80年代以学者身份到美国访问。马逢华主攻经济，兼治文学，与冯至先生、沈从文先生来往，发表过长篇文学评论，解放（新中国成立）初到美国去了。马逢华性格活泼，我们几个喜欢说说笑笑。我们中间说话最少的是袁可嘉，读书最多的也是他。”

　　在杨天堂的印象中，袁可嘉在学习上颇有自己的风格。他的英语基础非常好，一般同学应付考试的忙碌与紧张，在他是没有的。他下课后，就从系里借回大量的原文书阅读，先是读作品，把拜伦、济慈、雪莱等名诗人的诗集都读完了，也喜欢惠特曼的诗。只要系图书室有的，都借来读，读书速度很快，厚厚一本，两三天、三四天就读完了。他掌握大量词汇，很少查词典，偶尔需要时，顺便拿别人的词典查一下就行。这也算是袁可嘉的一个“特立独行”吧。他写文章也快，大三时就开始写，借用别人一架破旧的英文打字机，根本不需要手稿，直接打到纸上，一篇篇文章就“出笼”了。杨天堂曾问过袁可嘉：你怎么掌握这么多词汇？袁可嘉说：高中时有一个好朋友，两人一起学，互相问答，加深印象，这样掌握得多而且牢。

　　杨天堂还写到了袁可嘉的性格。他说，在可嘉身上看不到庸俗世故的影子。他沉默寡言，好学深思，唯书是务，从不搞一般的世俗应酬。他深沉含蓄，修养之好，自我控制力之强，在同学中殊不多见。但他绝不是那种城府很深，搞阴谋诡计或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人。杨天堂的评价是：“可嘉是典型的学人，非常质朴，一切都出于自然与本色。”

　　袁可嘉学习好，但并不骄傲。他有自己的见解，往往入木三分，所见深刻。他在表达观点时很简练，绝不长篇大论；在表现爱憎时，也很含蓄，不会偏激。

　　三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可嘉先生最早的照片，是他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大当助教时拍的，上身穿深色西装，面湖而坐；在另一张照片中，着浅色格子西装，也是那个时期的。

　　袁可嘉的学费一直是他大哥袁可尚供给，由于通货膨胀，靠工资生活的人越来越困难，他大哥自己也困难，支援就越来越少。当时，很多联大同学在社会上做各种兼职，换点零用钱。袁可嘉觉得时间更宝贵，为了多读书，宁可生活苦一点，也不到外边兼差。政府的“贷金”交给伙食团，只供给午、晚两餐，早点要个人自己解决。新校舍门前有各式各样的小吃摊档：糯米饭、豆浆、鸡蛋、油煎蛋饼等，任由选择。据杨天堂回忆，袁可嘉有钱时吃一点，没钱就饿着肚子，照样读书。但有钱的时候少，挨饿则是经常的。他有一双旧皮鞋、一件旧蓝布大褂、一套旧西服，这些衣物维持了好几年。昆明四季如春，一条五斤重的被子常用不换，最后成了一团破棉絮。在同学的印象里，袁可嘉对艰苦的生活淡然处之，毫不在意。

　　袁可嘉性格坚强，感情深沉，在他身上找不到丝毫多愁善感的形迹。但是有一天，他却例外地没读书，情绪有些抑郁。杨天堂是个细心的人，他感觉到了，就问可嘉：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袁可嘉低声说：接到哥哥的信，说父亲去世了。袁可嘉的父亲袁功勋是一位实业家，盐、米、船、店四业并举，却因日寇入侵遭难，盐船被击沉，人被绑票，最终在风雨飘摇中病逝。

　　袁可嘉在西南联大五年，比杨天堂他们多读了一年，直到1946年才毕业。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了一篇袁可嘉于1956年申请加入民盟时写的“自传”，其中提到多读一年的原因：“莎士比亚一科未通过。”但我还是有些疑惑，袁可嘉自制力强，学习能力出众，应该不至于“挂科”吧。我推想或许另有隐情。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了全面抗战期间育人三千的光荣任务，宣告解散，原属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师生纷纷返回北平和天津。袁可嘉和卞之琳先生及赵全章等同学，乘卡车经云贵高原，取道梧州、广州、香港，回到了浙东老家。10月间，经袁家骅老师推荐，袁可嘉被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从此翻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西南联大成就了青年诗人，袁可嘉终于“带着闪耀的青春归来”。也正是在1946年，袁可嘉写下了被视为代表作之一的《沉钟》。此诗借“沉钟”而遥有寄托，通过宏大的事物和辽远的时间渲染了一种广漠苍凉的情绪，而苍凉并不等同于消极悲观，此诗让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种高昂的意志力，一种与外在制约力量抗争、催人奋发的意蕴：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锈绿的洪钟，

　　收容八方的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