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考古一生相伴（六）
2022年11月18日 06: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8日第2533期 作者：◇赵殿增
惊现祭祀坑
由于保护经费未能尽快落实，砖厂工人大多虽已解散，但砖窑仍未熄火。在工作站进行室内整理的考古队员，同意留守民工在文化层较薄的地方再取点土，把窑装完。说来也巧，我们几年里都未找到重要文物，这时却被民工发现了。1986年7月18日，民工取土时发现了数十件玉器，考古队员立即保护了现场，当天就收齐了文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随后组织了正式发掘，发现了“一号祭祀坑”。1986年8月14日，又发现和发掘了“二号祭祀坑”，出土极其精美奇特的铜、金、玉、石器共计两千多件。砖厂最终停产拆迁，三星堆遗址被全面保护了下来。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一下子震惊了世界，“从中国西部传出的消息，那里的发现是令人吃惊的”，“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这真是世界奇迹”。仿佛一声“芝麻开门”，打开了古代蜀国神秘的宝库，从而把一个失落的文明再现于世人面前。
那些日子里，大家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又忙又累又高兴。那一年间，我曾去广汉三星堆三十多次，但最长也只能在下面待两三天。发掘祭祀坑时正值盛夏，为了安全和凉爽，发掘组经常挑灯夜战。7月27日半夜，陈德安突然敲开我家门大声说：“惊人发现！惊人发现！出了金杖，还有真人大的铜人头。”我们立即组织人赶往现场，从此又揭开了三星堆考古崭新的一页。
“祭祀坑”的定名，是两位领队在现场提出来的，我们认真研究了各种可能性之后，给予了充分支持，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且宽泛的提法。
“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的定名
祭祀坑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考古的学术价值。苏秉琦先生在1986年10月于沈阳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说：“应从它可能是蜀中的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课题进行研究，其意义、工作方法、前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当然把这一课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同时，苏先生又一再提醒我们“要从‘坑’里跳出来”，“从长远的角度规划我们的工作任务”。1987年5月，在成都广汉召开的“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上，苏先生又讲道：“大家从两个坑谈到‘城’，坑埋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城，城内外怎么样，我看还是从区系角度提问题……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四川这段工作有划时代意义，在这个基础上看两个坑和城，不妨说是看到了四川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苏先生在为会议的题词中，正式将其命名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后来建成的三星堆博物馆也一直以“古城古国古文化”作为基本陈列的主题。
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弄清遗址的性质和布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对周边的古城墙进行了试掘。从1989年到1995年，经过6次发掘，确定了三四千年前这里曾有一个面积达360万平方米的“三星堆古城”，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明中心，从而将三星堆考古提到了探索“多元一体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高度。
苏秉琦先生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考古教研室主任，也曾到安阳殷墟指导过我们的考古实习。这次在三星堆，能得到他直接的帮助和指教，使我们受益匪浅。详细的情况和成果，我们后来专门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纪念文章《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生长点——苏秉琦先生指导下的三星堆考古》，刊载在《苏秉琦与中国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
探索与研究
我的三星堆考古研究，常常是从汇报工作开始的，也曾为文物考古书刊和文集写过一些“综述”和“概论”，20世纪四川考古、80年代四川考古的回顾与展望，以及部分专题文章，对其中的一些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1990年，为准备参加199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我撰写了《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提出“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巴蜀发展”，“经历了距今4800年左右到距今2000年前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五个阶段”，并认为三星堆古国具有“以祭祀活动作为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与组织统一的重要形式”，“多种文化成分的有机汇合，表现出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古国的社会结构特点”，“重视人像和动植物造型的文化习俗，创造了巴蜀文明鲜明的艺术特征”等三个显著特点，进一步与史料相结合，得出“考古新发现印证了典籍传说中蜀史发展的几个过程大体可信”的初步结论。
该文首发在1992年的《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集》上，曾获得四川省政府社科成果奖。李学勤先生看到后，邀请我参加了由他主编的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图书“早期中国文明丛书”的编写工作，让我撰写其中《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卷。他要求我们“以新的考古材料为主”，分地区展开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的探索，“努力写成自己的代表作”。在李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主体，撰写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西汉中期的四川古史概貌，前后历时十多年，最终在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60余万字的专著。
三星堆博物馆也为我编辑了一本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三星堆博物馆“探索三星堆丛书”之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收入28篇文章，分7个专题对三星堆考古进行了研究。李学勤先生为文集撰写了序，他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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