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昌五（1925—2001），河南郾城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曾读过私塾，后考入本县召陵中学和安阳高中读书。1944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缅抗击日军。抗战胜利后，1946年再入开封高中。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第四支部书记。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学生涯。1978年任研究员，1986年评聘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调入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曾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等职。2001年10月6日病逝。

　　田昌五一生著述宏富、成就卓著，先后出版《王充及其〈论衡〉》《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第1册，秦汉卷）、《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古代社会断代新论》《〈论衡〉导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中华文化起源志》《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周秦社会结构研究》（与臧知非合著）等学术专著10余部。他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第二卷的主要撰稿人和组织者。主编《秦汉史》（与安作璋合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卷，与漆侠总主编）、《华夏文明》系列专集和《中国原始文化论丛》（与石兴邦合编）等大型学术著作文集，主持《马克思恩格斯论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编辑和出版。

　　田昌五是20世纪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史学家之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指导下，推陈出新，在理论总结和史实考察等不同层面，对中国历史发展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是史学界公认的一位大家。他善于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又能不断突破自己。虽然说几十年来无论学术界还是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已经有了改变，但回顾一下他学术思想发展的路径，对于全面认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道路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古史分期研究中的建树

　　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新中国史学界涉及人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观点分歧最大的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大大推动了对中国古代历史问题的研究，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的认识，并且对于史学家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有巨大帮助。

　　田昌五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观点大多是在“文革”之前的讨论中提出来的，他对古史分期问题研究的主要建树是完善了战国封建论。

　　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已经初露端倪，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涉及中国历史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先后出现了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不同观点，即使到“文革”以后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最早提出战国封建论的是郭沫若，他的观点影响较大，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被各级中国历史教材广泛采用。由于时代条件的关系，郭沫若对此问题的论述也还存在不足之处，学术界内部仍存在不同意见的讨论。

　　田昌五的观点虽然与郭沫若的观点不完全一致，但他基本上是战国封建论的主要代表者。在一系列论著中，他都在从理论和史学实践上完善这个理论，从而加强了战国封建论的说服力。他系统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封建生产方式的有关论述及其依据的相关事实，把封建生产方式的内容概括为四点：“一、个体小农经济；二、封建土地所有制；三、超经济强制；四、封建地租剥削。四者结合起来就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175页）他认为，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东西，只有抓住这些基本的东西，才能解决古史分期问题。

　　田昌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是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开始的。他以传统考证的方式，系统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史的有关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述的历史依据主要是原始社会在封建社会中萎缩了的遗存；与其说是东方型的不发达奴隶制，不如说是原始社会更贴切，而且其中还混进了封建社会的内容，不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乃至亚洲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他系统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我国古代的奴隶制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国家一样，都是从父系大家族奴隶制开始的，从家庭奴隶制度发展到宗族奴隶制，即家族奴隶制的联合体，就是中国的发达奴隶制。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是以宗族奴隶制的瓦解为前提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在没有外来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由低到高逐步形成和成熟的，其间虽然有夏、商、周的朝代更替，但没有影响到这种由家族到宗族奴隶制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进程，因而更具有典型性。

　　中国封建社会以何时为开端？田昌五提出以七国变法运动为标志，其绝对年代则是以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年）来确定比较科学。因为“这种变法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的集中表现和全面完成。它表明中国历史上从此不仅有了封建的经济基础而且有了相应的封建上层建筑。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是从这时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227页）

　　田昌五的这一系列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完善战国封建论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考察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田昌五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这方面研究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史中重要学术问题的关注，而且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农民历史命运的持续关注、深刻理解与同情。这也是他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支点。

　　田昌五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持续思考着农民战争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农民革命革命史》（秦汉卷，1979 年），并发表了《怎样分析历史上的农民战争》（1964年）、《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后果》（1965年）、《论“皇权主义”的一些问题》（1979年）、《坚持社会发展动力一元论》（1981年）、《秦汉社会中的农民问题》（1982年）、《论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兼评让步政策论》（1979年）、《论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1989年）、《中国农民战争阶段性及相关诸问题》（1994年）、《中国历史大循环的动力——重谈农民战争问题》（1997年）等论文10余篇。可以看出，他对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到90年代末，其中既有具体问题的考辨，也有理论问题的深度分析。

　　从1958年起，学术界研究农民战争问题的焦点主要包括：农民战争是否反封建、农民起义军是否有自己的政权、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发展究竟有什么作用、农民是不是皇权主义者、农民平均主义是否具有先进性等。当时，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争议，田昌五对这些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80年代以后，农民战争研究迅速沉寂，几乎无人问津，即便偶有学者涉及，也大多是对农民战争的全面否定。而田昌五则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一如既往地思考着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农民历史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将其置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系中历史地考察。他与漆侠共同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总论》辟出专节论述了农民历史命运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他们独到的见解。

　　田昌五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是小私有者，是落后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造反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小块土地，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没有阶级的自觉，没有意识到自身命运的苦难来自封建制度，所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只反对单个的官僚、地主、官府，而不反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相反，农民战争使封建制度不断地死而复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就在于农民战争太多。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战争在封建社会上行阶段——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的时期不反封建，而在下行阶段——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具有反封建性质。田昌五认为，有人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来否定中国农民战争具有反封建性。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说的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农民只是小私有者，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和实现其小私有，具有落后性，这虽然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中国农民战争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因为经典作家所说的农民阶级的这种落后性，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以及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而实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而言的，并不能据此把农民斥为落后、反动的阶级，那样做是违背历史主义基本原则的。封建社会的农民确实没有对封建制度做过科学分析，也没有划分阶级的自觉，这是农民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认识问题。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农民虽然反对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而没有也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而没有也不可能反对地主阶级。不能因为农民战争没有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自觉就否定农民起义反封建的性质，不能因为农民具有私有性而否定其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性”。

　　田昌五还对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那种指责农民平均主义是落后反动思想的看法，是用现代观点衡量古人，是非历史主义的逻辑分析。他指出，农民平均主义本质上是“农民民主主义”。不能因为农民阶级没有阶级自觉就否认农民阶级有自己的思想，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主义”，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主义，“农民当然也会有自己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和封建等级思想相对立的、以政治上平等和财产上平均为内容的农民民主主义”。

　　针对农民起义中的皇权主义思想，田昌五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对皇权主义进行阶级分析，揭露其对农民阶级的欺骗和毒害，而不能把这种东西栽到农民头上，变成他们内在固有的思想灵魂”。

　　田昌五认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研究农民战争既不能根据既定理论也不能因为政治需求因时而异，科学的做法是本着历史主义的原则，将农民置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考察所谓农民阶级落后性的历史原因，分析这些落后性是农民的天性使然还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使然。这就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当时社会发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可能性、农民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农民战争为社会变动打开了什么样的历史途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和认识，田昌五是以深刻的同情研究农民问题和农民战争的，是在全面把握农民历史命运的前提下分析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关系的。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

　　改革开放以后，田昌五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他陆续撰写了《中国古代的氏族和部落》《关于中国奴隶制国家形成的一些问题》《我国是怎样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与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若干理论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讲话》《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先夏文化探索》等文章，分别收入《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和《古代社会形态析论》两部著作中。还出版了《中华文化起源志》《华夏文明的起源》等著作。

　　田昌五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第一，文明社会标准的认定。他认为，不能以城市、文字、铜器之有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因素不重要，而是要客观地根据各种文明起源的特点，对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进行分析，城市、文字、铜器只能是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而不是文明社会的标准。第二，对氏族瓦解和阶级产生路径的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家庭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氏族瓦解后，就出现了家庭—家族—宗族—姓族等多层次社会结构，并由此进入了文明社会。第三，中国文明起源途径。他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传说资料相印证，论证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性的观点，指出中国文明是各种区域文化的冲突与联合、聚合与分散相伴而行的结果。在五千年以前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就传说资料来说，是在黄帝时代；若据考古资料来说，则是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他主要从物质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古史传说三个方面，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路径。

　　探讨封建经济循环发展规律

　　在田昌五为我们留下的大量史学遗产中，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大循环理论是史学界备受关注的一项内容。

　　田昌五认为，从战国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封建社会，下至鸦片战争，其间共经历了2300年左右。正像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的特征和运行规律一样，中国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的特征和运行规律。他认为，中古封建社会既不是长期停滞或长期延续的，也不是缓慢发展或作维新式运行的，它的发展是循环性跳跃式前进的，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之大循环论。他认为，研究原始社会，应从血缘关系的演变入手；研究古代社会，应从父权家族入手（中国则为宗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应从商品入手；研究封建社会，应从土地入手。正是在土地关系的演变中，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有三次大循环。

　　第一次是战国时期的授田制。这是延续以前的井田制而来的，但授田的对象是个体农户，所以土地是以良田百亩为标准单位计算的，每个农户授予百亩之田。国家的赋役也以个体农户为单位来征收，责任与义务是相对应的。有功勋于国家者可以加授土地，或者给予相应的国家赋役。这样又脱离了宗族国家土地所有制和井田制，因而是封建社会确立的标志。这种授田制是一次性的，其结果是将国家土地化为私有土地。所以到秦始皇完成统一后，这种授田制也就基本上结束了。逮至魏晋，几经周折，出现了士族官僚大土地占有制，从此确立了封建特权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地位。

　　第二次是从南北朝时期北魏实行均田制开始的。均田制也是一种授田制。其前提，一是北方自东汉以后断断续续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二是北方自西晋以后涌入了大量的胡族人口，三是北方原有的汉族人口一批又一批地辗转迁移，其中不少迁到南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重新分土定居的问题。均田制和立长校户是同时实行的。前者可谓分土，后者则是定居。均田制是国有土地转为私有土地的过渡形式，但这种过渡在什么时候完成的，界限不那么明显。

　　第三次是辽、金、元的国有土地到明初通过屯田制转化为私有土地。这种国有土地是继承契丹、女真、蒙古的土地公有制而来的，因而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土地国有制和唐宋以来的土地私有制相并存的格局。辽、金、元的土地国有制并没有先后继承关系，而是相继消失的。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的土地私有制战胜了辽、金、元的土地国有制。所以，在明初的屯田制瓦解以后，满族入关时再要实行土地国有制，就行不通了。

　　田昌五认为，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三次大循环的现象相似的是中国的分裂与统一也经历了三个回合：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到秦汉的统一，为第一回合；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的统一，为第二回合；从宋、辽、金、西夏、大理、吐蕃的分裂到元明清的统一，是第三回合。在民族关系上，也有三个回合。从古代的姓族形成华夏族，华夏族再合其周围的蛮、夷、戎、狄而形成汉族，是第一个回合。从南北朝到隋唐，原来的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包括中亚来的胡人，互相融合形成唐族或新汉族，是第二个回合。从宋、辽、金、西夏的对立到元明清北方汉族的更新和南方的民族融通，可谓第三个回合。我们现在的汉族居中，周边的兄弟民族与汉族杂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中形成的。

　　田昌五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三次大循环的理论，不仅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历史特点，同时也阐明了中国历史的特点，是十分有见地的观点。他的这种见解，深刻地驳斥了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错误观点，而且阐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也阐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具体证明。

　　探索中国历史的新体系

　　关于中国历史的体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田昌五认为，以前我们讲的中国历史大多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制出来的，而不是从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总结的，因而有必要重新探索这一重要课题。他经过十几年的反复探索，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认识，形成了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框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他的《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一书，随后出版《绪论》，概述了他的新体系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方法来安排中国历史是不行的，需要找出另外的东西。他的新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新史学的合理的东西，再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而提出的一个新体系。这种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不仅研究生产方式，而且要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进行综合分析。

　　他的史学新体系主张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段。

　　第一大段是洪荒时代。从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类的产生起，直到一万年前的氏族社会止，其间约数百万年，这里包括了人类的起源。过去我们习惯地称这段历史为原始社会，但原始社会实际上仅指氏族社会，是不能涵盖这段历史的全过程的，用中国历史文献中说的“洪荒时代”来概括这段历史更恰当。

　　第二大段是族邦时代，就是宗族城市国家。从5000年前起到2400年前止，其间共经历了2700年左右。在此之前，有一个氏族社会逐步解体和文明社会逐步形成阶段，大约有5000年。这段历史，既可以作为原始社会末期叙述，也可以作为文明社会的前史来叙述。井田制起源于家族共耕制，国家是族邦体系。族邦体系瓦解于春秋战国之间，通过战争，多数宗族国家灭亡了。这里，没有用发达奴隶制、不发达奴隶制的概念。古代社会存在着奴隶制，但是不能用奴隶制来命名古代社会，田昌五把它定位为族邦时代，如果说社会，就是宗族社会，是宗族结构。社会结构是以王室、公室、宗室、家室为单位，这种“室”就是一个奴隶制单位。中国古代天子就是公认的大宗主。

　　第三大段是封建帝制时代。上承族邦时代，下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止，其间共约2300多年。这个时代的社会基础是农民，而统治者则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所以说既可称为农民社会，也可称为封建官僚地主社会。

　　田昌五认为，这个社会阶段共有三个大周期，按照统一、分裂的循环交替来说，中间是统一，两头是分裂。从战国一开始就是分裂，秦汉统一了，到三国魏晋南北朝，又是大分裂。从南北朝大分裂开始，经隋唐统一，五代、北宋以后，出现辽、宋、夏、金、蒙古对峙的分裂局面。然后，蒙古统一，以后元、明、清统一，到近代辛亥革命后又是大分裂，形成军阀混战，1949年又统一。

　　田昌五关于建立中国历史新体系的构想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的这一构想是从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克服传统历史体系框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按照他的构想来重新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具体过程、编写出新的中国通史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在如何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构建新的学术体系上，田昌五的构想无疑是可以给学界一些重要启示的。

　　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肩负着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的任务。田昌五就是这样一位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历史学家，他主张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且为之不断地进行艰辛的探索。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史学遗产和积极的学术探索精神，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发扬的。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