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协调配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政策性银行是国家层面重要的投融资机构，兼具政策性和市场性，既是财政政策的配套延伸，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在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面对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多，困难和挑战日趋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政策性银行应强化逆周期调节力度，分担财政压力，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带动社会资金投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领域，激发经济内生增长新动能。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内部冲击和外部冲击相互交织，给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带来巨大挑战。2020年上半年推出的一系列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拳”，有效缓解了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宽信用”过程中存在结构性矛盾。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三次降准并安排专门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释放出3.55万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疫情防控。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在5月末创阶段性新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从年初的10.7%上升至5月末的12.5%。货币政策基本实现了“宽货币、宽信用”的政策目标。然而，“宽信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如投资、消费、工业增加值、PPI等指标不理想，说明融资的有效需求仍不旺盛。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较快，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民营小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较慢。此外，5月以来，部分城市二手房成交价开始回升，企业结构性存款规模持续升高，股票市场涨势强劲，出现了资金空转的迹象。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反映出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特别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传导渠道仍需疏通。

　　其次，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目标冲突矛盾。灵活的汇率机制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稳定器，要协调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各国对美元流动性需求剧增，使国际市场上出现了“美元荒”，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震荡贬值趋势。汇率面临的不确定性制约了货币政策调节的灵活性。而国内方面，特别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具有刚性，要求货币政策为政府债券发行创造良好的流动性环境。外部冲击和内部刚性需求的矛盾，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操作层面的协调难度增大。

　　最后，逆周期调节与防控风险的矛盾。近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负债率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较高水平，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前期审慎的去杠杆告一段落，转向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民营小微企业。受经济下行、土地收入减少、减税降费等多重影响，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疫情冲击下出现负增长，而财政支出的扩大使得政府部门杠杆率重新升高。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传导渠道有限，在甄别市场信息方面存在短板。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支持下向中小微企业提供纾困必要的流动性，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信用风险。货币政策优惠能否覆盖银行承担的风险损失，仍存在不确定性，制约了政策的执行效果。适度的逆周期调节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控风险，但过度的逆周期调节反而会推升风险。逆周期与控风险间的矛盾关系，要求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需要审慎推进。

　　财政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中存在矛盾的根源，在于政策传导渠道的种类、层次、结构仍存在缺陷，在修复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扭曲，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性银行在运行机制中内在的逆周期性决定了其是逆周期调节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2019年9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强调“发挥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这说明政策性银行在逆周期调节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既要重视中小银行支持民营小微企业纾困的突出作用，也要重视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

　　政策性银行要扭住逆周期调节这个中心任务，突出功能优势，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挥逆周期调节最大效能。一是要突出功能优势，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政策性银行运行机制中蕴含着逆周期性。从政策性银行的负债端看，在经济下行环境下，商业银行选择轻资产、轻资本的经营模式，带动投资需求增加，使政策性银行筹资成本降低。从资产端看，政策性银行以国内基建投资、外贸发展和“三农”为经营范围，与逆周期调节的重点领域高度重合，对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吸纳就业、稳定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政策性银行长期开展银政合作，在相关领域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在信用收缩背景下，可通过构筑信用结构和风险分担机制，有效控制信用风险。政策性银行的独特运行机制和经营特点决定了其应在逆周期调节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要坚持总量适度，结构优化。在经营范围上，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边界受到政策法规、可持续经营原则、风险补偿机制等多重因素限制，需要根据经济发展进行动态调整。在规模上，政策性银行必须控制好资金投放的规模和节奏，严格遵循货币政策总量控制要求。在微观经营层面，要重视经营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加强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发挥逆周期调节职能的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应坚持保本微利让利实体的出发点，重视贷款项目对促进消费、带动就业、推动产业升级的综合效益，不断优化贷款结构，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三是聚焦“两新一重”，助力高质量发展。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两新一重”支持领域与政策性银行职能范围高度重合，是政策性银行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的重要着力点，这些领域具有投入大、期限长、收益不确定等特点，往往是商业银行较少介入的领域。政策性银行在“两新一重”领域长期耕耘，具有信息优势、客户资源和丰富经验。在新兴产业领域，要发挥先导作用，做好新兴领域市场建设并提供融资支持，甄选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传统基建领域，要结合实际创新投贷联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模式，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参与“两新一重”建设。要积极对接政府需求，强化银政合作，为地方债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提供配套资金，与财政政策形成有效协同。要积极争取央行定向货币政策支持，发挥政策性银行投放领域精准、资金监管严格的优势，使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对“两新一重”的精准对接，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