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了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表明我国的发展战略迎来了重大调整。当前，国外疫情情况仍不容乐观，外部需求萎缩，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30%的中国经济亟待依托国内市场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近年来各国摩擦加剧，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困境，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亟待向“优进优出”转变。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发挥大国优势，挖掘内需潜力，成为应对外部危机、促进国内经济复苏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有利于谋划长远，夯实发展根基，打造新形势下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这些特点预示着新发展格局中的国际循环新模式将是更深入地与国内循环相连，使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更好交换，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内外循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新发展格局应该具有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和高效益的基本特征，不仅要有利于国内循环体系的完善和优化、使国内经济“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也要更好促进各国分工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共同发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未来发展不确定性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布局，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企业融入全球生产和流通体系中，逐渐形成了由发达国家提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家负责生产、加工和出口回流的南北循环模式。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乃至“去全球化”现象层出不穷，国际合作环境恶化，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传统的南北循环链条面临断裂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受危机影响程度不同，大到国家之间，小到社会各主体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加深，社会矛盾重重，导致对全球化产生怀疑。民粹主义借机兴起，贸易保护政策和主张盛行全球，各种贸易限制屡见不鲜。2009年至2019年间，由G20成员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1986项，反补贴调查332项，这些调查严重破坏了全球的公平竞争秩序，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损害了全球贸易体系。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仅为2.7%，远远低于2000年至2009年间5%的平均水平。

　　国际贸易冲突不仅影响了商品跨国流通，而且破坏了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全球贸易中约2/3是中间品贸易，花样频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仅抬高了贸易成本，甚至中断了原有的供应链条，严重阻碍了正常的国际循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国采取的临时性抑或常设性人员流动限制措施、封闭管理措施，使得趋向恶化的国际循环更是雪上加霜，原材料供应、生产、流通等各环节均出现障碍。

　　归根结底，各种“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现象，其本质还是在于利益冲突。虽然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普遍放缓，各国在发展速度、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关系的互补性逐渐减弱，但竞争性增强。随着一些发达国家在人口、政策等方面的优势不断降低，在全球格局调整中竞争力相对弱化，在自由市场和多边贸易体系不能再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为了有效维护其经济霸权地位，通过出台利己性保护政策和建立新的排他性集团，进而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就成了“最优的选择”。传统国际循环面临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来重建秩序，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国际循环秩序。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和政府在面临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战略选择，也预示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新时代更加重视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联系，要围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开放要点，以“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第一，立足国内循环，以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立足国内循环不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被动应对，而是着眼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悉心谋划，是对外开放新阶段重塑国际循环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战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累积了一系列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重点正逐步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发现，2008年至2019年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经超过100%。国内循环健康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使之更有实力深入参与国际循环；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成为吸引外来高端生产要素的优势。

　　第二，拓展区域合作，以区域合作推进全球化发展。受疫情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等干扰，国际合作环境恶化，多边贸易组织WTO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传统的南北国际循环受到阻碍。我国需要另辟蹊径，进一步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快区域发展战略，扩大、深化国际区域合作，补充传统国际循环的不足，形成多层次的外部循环系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起设立亚投行等成为拓展区域合作的重要典范。这些创举不仅将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紧密相连，也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等地区发达国家的互利合作，为我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国际渠道。以“一带一路”平台为纽带的循环系统更利于形成围绕中国的区域产业体系，更利于与国内循环的对接。在区域合作中，不仅要加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水平，朝着经济融合的方向迈进，还要促进与各国的多层次合作，推动“政治互信、文化包容”。

　　第三，培育科技优势，以科技优势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伟大的飞跃，科技进步厥功至伟。高铁、C919客机、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成果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已经迈入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行列。然而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国与西方工业大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核心零部件等领域仍是短板，“受制于人”成为中国制造的痛点。面对传统优势减弱，中国也亟待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来保持并提高国际竞争力。无论是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还是要在全球或区域产业分工中占据主要地位，科技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都是重要的着力点。实现关键技术短板的突破，还是要靠自主创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整合各方面资源，发扬“两弹一星”精神，集中攻关。自主创新不等于闭门造车，也要放眼全球，开放合作，利用外部资源充实创造能力。科技发展离不开智力支持，离不开人才，我们要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引进，也要促进高层次人才的回流、防止流失。

　　第四，推进制度型开放，以制度开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当商品和要素层面的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转化到制度层面，以规则、制度开放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制度型开放关键是要促进国内相关规章制度对标国际规则与做法，衔接国际市场制度体系与贸易模式。一方面，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确保尽快兑现已经承诺的开放措施，放宽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准入限制。另一方面要营造更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由主要靠政策优惠吸引转向主要靠营商环境吸引，加强与国际规则对接，强化产权保护，增强政策透明度，在负面清单外领域给予国民待遇等。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我国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也是制度性开放的主要抓手。不仅如此，还可在区域内探索新的制度供给，在对标国际标准，监管、风险防控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和模式，打造高层次的开放示范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价值链嵌入背景下汇率不确定与我国出口贸易‘稳中提质’研究”（19BJY18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