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随着大数据的积聚、理论算法的革新、计算能力的提升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进步进入新阶段，智能化成为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自动化在将科技进步转化为更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动化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就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显示，从事“常规型”岗位和低技能的劳动者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自动化可能会加剧失业、岗位极化与收入不平等，其突出后果是岗位占比越来越向技能和收入分布的顶端与底部聚集，中间技能的就业占比急剧下降。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我国大陆机器人应用量从2009年只有3.7万台迅速攀升至2019年的78万台，2019年我国的机器人新安装量为14.05万台，占世界新增总量近40%，这意味着我国每千名制造业就业人员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已经超过英、法等发达国家。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重要的学术和政策课题，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保持就业率长期稳定、防止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有重要意义。

　　技术进步改变就业结构变迁路径

　　面对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应用量在近十年大幅增长已经引发了劳动者被智能机器广泛替代的担忧。为分析我国劳动者受自动化技术进步影响的强弱，根据现有文献的最新做法，笔者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所从事的职业按被自动化替代的难易程度分为五类：非常规知识性工作、常规知识性工作、非常规操作性工作、常规操作性工作和非就业人群。

　　基于上述就业类型划分，笔者使用1990—2015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我国就业结构的动态变迁。结果显示，常规操作性工作的就业人数占比从57%大幅降至32%，常规知识性工作占比从8%增至19%，非就业人群占比从16%上升到31%，而非常规操作性工作份额变化很小。这一结果表明，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从常规操作性工作被挤出的劳动力并未大量进入不易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非常规工作中，而是主要进入了非就业群体及转化到常规知识性岗位。理论上，如果非就业群体占比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上学时间延长或退休比例上升，这些因素属于增加人力资本或享受休闲，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大。但是统计结果显示，非就业人群占比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来自上学和退休之外的因素，包括失业或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等，这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就业结构和劳动者技能不匹配有着密切关系。

　　从1990年至2015年我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看，我国就业结构应对未来的技术进步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在同期的25年时间里，美国经历了常规性工作就业占比的下降和非常规性工作就业占比的缓慢上升。具体来看，常规知识性工作就业占比从19.6%降至16.1%，常规操作性工作就业占比从21.0%降至15.1%。同时，非常规知识性工作就业占比从24.7%提高到28.2%，非常规操作性工作就业占比从9.6%升至12.3%，非就业人群占比也从25.2%上升至28.3%。与美国相比，我国常规性工作就业占比还很高，非常规性工作就业占比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就业结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应对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不利。

　　机器人应用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

　　技术进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其中机器人对制造行业工人的替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9—2019年间，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量以年均36%的速度高速增长，并在2016年成为机器人应用第一大国。机器人应用量的快速增长正在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经济理论研究显示，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对就业存在两种相反的影响。在某些工作岗位直接替代劳动者的替代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导致对劳动者需求上升的生产率效应。生产率效应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应用机器人后生产成本下降和产品质量提升，因而该行业市场规模扩张，对未被替代或同机器人互补的劳动力的需求上升。二是应用机器人的行业同互补性行业间存在生产率溢出效应，因此未应用机器人的行业也可能出现成本下降、产出扩张，进而劳动力需求上升的情况。于是，机器人对就业的均衡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和生产率效应谁占主导。

　　利用我国各地市劳动力市场受机器人影响前的行业结构差异，结合各行业在应用机器人上技术可行性的变动，我们评估了机器人对地市层面劳动者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2009—2017年间，机器人对我国就业总体起拉动作用，但机器人的替代效应随技术进步逐年增强，并且对劳动者工资的负面冲击已经在制造业显现。此外，机器人对服务业的影响完全体现在对互补性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拉动上。机器人的就业和工资效应对不同劳动力群体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与不同群体的技能被替代程度及其劳动供给弹性有关。综合来看，低收入水平群体受到的负面冲击更严重；对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显示，机器人应用显著扩大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

　　从长期来看，机器人应用量的增长对缓解我国在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供给不足有重要价值，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不过短期而言，年轻人、低受教育水平劳动者面临更剧烈的就业冲击，女性和流动人口承受更为严重的工资损失。对于这些较低收入人群而言，机器人应用量快速增长对他们的负向影响更容易加剧收入不平等。因此，需要区分不同劳动力群体，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技术进步的政策。

　　积极应对“技术性失业”

　　技术进步给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我国经济加速升级的过程中，缓解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对劳动者的负面冲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推动发展更加适应自动化技术变革要求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增强劳动者技能与机器人的互补性。一方面，机器人已经开始产生对人工的替代，加强对可替代性较高工人的技能培训对于重新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政府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调动企业开展技能培训的积极性，让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过程更加平稳顺畅。另一方面，由于自动化技术正加速成熟落地，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将面临更严峻的“技术性失业”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机器人应用所需的研发、维修技能，还是机器人所难以替代的人际交往和创新能力，都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重点。

　　第二，完善相关财税社保政策，通过政府干预增强对低收入人群的保护，同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对高收入人群的工作激励。一方面，要平衡机器人应用对不同人群的冲击差异，针对可能拉大的收入差距，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予以调整。为此，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强化征缴工作，并特别关注易受技术进步冲击的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另一方面，要通过减税降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减轻企业负担，促使企业成为自动化技术发展主体，鼓励其通过转型升级扩大规模带动更多更高质量就业。

　　第三，灵活考虑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应对短期就业替代风险，推动人才红利可持续化，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机器人应用的进一步推广，其就业替代规模也将逐步增大，应差异化制定劳动力市场政策。短期而言，可以通过降低工时、促进灵活就业等措施缓解失业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负面影响。长期而言，要通过打破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和所有制障碍，持续推进教育资源公平化，培养终身学习习惯等方式，为经济创新、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红利，以确保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获得人才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