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生产率的不断进步。一国实现生产率增长的渠道有二，即企业平均生产率的上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所谓“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本质上是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但目前，我国生产要素流动仍存在诸多障碍，要素价格无法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导向性作用。同时，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其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由此导致行业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也向资源优化配置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一般来说，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可分为三类：产品市场扭曲、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和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其中，产品市场扭曲是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垄断势力而导致的，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是指要素价格与其边际产品收益的偏离，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是指相同要素在不同的地区、行业和企业的要素价格差异。这三类扭曲的成因和影响完全不同，有必要予以区分和辨别。

　　产品市场扭曲也可称为“成本加成率扭曲”，源于不同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差异。具体来说，高成本加成率企业的产量往往低于社会最优产量，而低成本加成率企业表现为“过度生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垄断通常导致产品供应不足，但从整体社会角度来看，如果此时只生产一种产品，垄断会带来“收入分配扭曲”，却不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具体地，由于要素市场是出清的，垄断的结果是企业获得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并把工资压低到工人的“生存水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垄断企业获得全部剩余利润，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改变收入分配状况，但却无法进一步提高产量。然而，转移支付会导致工人所得报酬与其“劳动供给”分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数量以及人力资本质量的供应不足。为了与“资源配置扭曲”相区别，笔者将其称为“收入分配扭曲”。

　　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是指要素价格无法反映要素的边际产品收益。当要素价格低于要素的边际贡献时，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将低于社会最优产量；反之，就是在“过度生产”。可见，这一扭曲的本质是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偏离。导致企业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组织内部冲突”。如“委托代理问题”“讨价还价”或其他目标的存在，导致企业的目标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产出最大化、投资最大化和就业最大化等多重目标的加权平均。其二是“供求缺口”。在给定要素价格的条件下，要素供给量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例如，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会受到“信贷配给”的影响。除资本外，专业技术人员、核心零部件以及土地供给也都面临类似的限制。

　　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是指“要素价格非均等化”。根据居住地和消费地是否能够分离，“要素价格非均等化”又可分为“名义价格非均等化”和“实际价格非均等化”两种情况。虽然在某个地区、行业和企业，要素的价格可以反映其边际贡献，但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间要素价格仍然存在差异。这类扭曲通常是要素流动壁垒导致的。

　　为了研究资源配置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要工作之一就是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度量。根据Hsieh和Klenow（以下简称HK）的证明，在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形下，每个企业的边际产品收益应该是相等的，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边际产品收益与企业的收益生产率是相等的。因此，可以用收益生产率度量企业面临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根据HK的测算结果，资源配置扭曲的消除能够使中国的总产出增加86.6%—115%。作为首篇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定量测算的论文，该文一经发表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成为该领域最有影响的文献。此后，几乎所有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文献都采用收益生产率对要素市场扭曲进行度量。

　　但是，HK指标的成立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当这些假定不成立时，收益生产率就不能用来度量要素市场扭曲。具体地，HK在理论上可以证明如下恒等式：收益生产率等于成本加成率、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和要素价格的乘积。需要注意的是，HK在计算过程中引入了三个假定：（1）企业成本加成率相同；（2）企业面对的要素价格相同；（3）规模报酬不变。其中，假定（1）意味着HK的框架只适合于成本加成率相同的行业；假定（2）意味着HK指标只适合于要素价格相同的行业。后续文献在应用HK指标时，往往忽略了这几个重要假定，导致出现了很多误解和“似是而非”的结论。下面，笔者将重点介绍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中的一些常见误区。

　　误区一：企业的收益生产率有差异就表明存在政策扭曲。

　　根据HK指标的计算公式，即便在不存在要素市场扭曲的条件下，企业的收益生产率仍然可能不同。由于高效率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更高，因此，高的收益生产率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面临的要素市场扭曲更为严重，而是体现了更高的利润率。根据笔者的计算，在剔除成本加成率的影响之后，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只有20%左右，这与HK计算的结果（86.6%—115%）相距甚远。

　　误区二：贸易开放加剧中国的资源配置扭曲，从而带来福利损失。

　　这类误区的基本论点是，中国从事出口的企业生产率低于国内企业，这些“低效率”企业之所以能够出口主要是由于政策补贴。贸易开放则使得这些原本应退出市场的“低效率”企业规模扩大，从而加剧了资源配置扭曲。其理论前提是：高效率企业面临更大的要素市场扭曲，而低效率企业则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HK在理论上证明，平均生产率与边际产品收益的方差成反比。如果一个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存活，依靠的不是自身的低成本和产品质量优势，而是政府补贴，那么，关税下降意味着享受补贴的企业的边际收益进一步下降，从而加剧了资源配置扭曲。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采用HK指标测算企业面临的要素市场扭曲。如前所述，这一指标实际上包含了产品市场扭曲和第一类市场扭曲。一旦剔除成本加成率因素，这一结论就不再成立。也就是说，中国出口企业的边际产品收益依然是高于非出口企业的。因此，贸易开放不仅没有加剧资源配置扭曲，反而增加了社会福利。

　　误区三：HK指标无差异就意味着不存在要素市场扭曲。

　　HK指标测算的是要素的边际产品收益与要素价格的比例，并未包含所有扭曲。具体地，我们考虑两种形式的扭曲：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是企业之间工资相等，但边际产品收益不同；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是企业之间的工资不相等，但工资与边际产品收益相等。HK指标测算的是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但无法捕捉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为了重点刻画两类扭曲的差异，假定不存在产品市场扭曲，也就是说在产品市场上，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是常数。此时，这两类扭曲的关键区别是，对于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而言，在现有的要素和中间投入价格下，要素和中间投入存在供应短缺。因此，劳动力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换句话说，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源于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买方或卖方垄断势力；对于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而言，要素边际产品收益的区别已经完全体现在要素价格差异上，但由于要素调整成本的存在，要素价格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综上所述，HK指标包含了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与产品市场扭曲，但并未体现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实际上，只要要素价格可以灵活调整，要素和中间投入的价格自然会上涨，并最终导致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的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他扭曲。想象一下如下情景：一家企业急需招聘拥有某种特定技能的员工，如果企业不提高此类员工的工资，那么自然会出现工资低于边际产品价值的情况。于是，为了招到此类员工，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从而使得工资与此类员工对企业的边际产品收益相当。但是，当劳动力市场存在信息、要素流动和调整成本时，提高工资也未必能招到足够的工人。例如，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流向大城市的规模，提高工资仅能吸引有限的工人数目，由此拉大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工资差距。此时，若企业在产品市场上面对的是恒定的成本加成率，工资的充分调整意味着HK指标等于1，也就不存在第一类要素市场扭曲。然而，同样的劳动力在不同城市的实际工资不同，意味着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依然存在。对于中国而言，由于生产要素在企业、行业和地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第二类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总体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就显得格外重要。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