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发布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被视作现阶段开展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第八条为“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当前古籍整理的主要形式包括点校、影印两种，兹结合具体的研究、教学实践，从宋辽金史籍和四库学文献出发，谈谈我对目前这两类古籍整理工作所存在问题的粗浅看法。
点校方面，大概有三点值得再加留意。其一，古籍的点校整理应与文献本体的质性研究相结合。整理古籍的基础是对工作对象的深入认识，可以说关于被整理文献性质的判定，特别是真伪、作者、年代、价值等关键问题的认识，从根本上决定了整理工作的用力方向与投入程度。就已经整理的宋辽金史籍而言，不乏名实不符的伪书厕身其间，如所谓叶隆礼《契丹国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佚名《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等书，其实皆属元朝前期建阳书贾批量造假，基本方法是杂抄、删节当时流行的南北著述而后托名宋人；又如题名辽朝王鼎所著《焚椒录》，一向被奉为辽代文学珍品，实际上很可能只是明朝后期江南文人所赝作的香艳小说。此类伪书并非全无价值，很多亦确有整理之必要，然而如果整理者对文献性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对当时整体的书籍史图景罕有观照，则很可能出现方向性的疏误。
其二，底本、校本的选择应以全面深入的版本调查为前提。随着古籍普查、影印、电子化等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文献版本得为世人知晓、利用，这就要求整理者尽量摒弃从前就近取材、方便为先的版本选择理念，代之以系统摸排、梳理源流、优中选优。真正的版本调查不应满足于《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里的著录，实践证明其中所载往往只是存世版本的一半左右，唯有逐一翻检目前已出所有图书馆典藏目录，辅以电子检索、到馆验核，方可能最大程度地掌握版本情况。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尽量通过选样校勘，梳理版本源流谱系，从中选定底本、通校本与参校本。在已经整理出版的宋辽金史籍中，以下现象并不鲜见，需格外警惕：对于宋元旧刻、明清旧抄尚存者，选用“违碍”文字、民族语汉译遭到篡改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导致整理本先天不足、出现大量无谓的校勘记；对于宋元明未刻或旧刻不存者，以清人刻本为底本或主要校本，过度尊信或无意间承袭晚近校勘意见，而对明清抄本反映的早期面貌重视不足；对于仅存《永乐大典》辑本者，笼统地将四库系统视作铁板一块，不加区分，尤其忽视不同阶段、层次的四库稿本、传抄本的差别与意义；对于刻本的前后印、补版等问题缺乏关注，在版本选择、校勘裁断时多有失当等。
其三，笺注、校证等工作应尽量做到“敏锐而有节制”。电子检索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资料的获取途径，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古籍整理的呈现形式。在当前学术评价体制的重重挤压下，整理者常常不会满足于原本通行的点断、校勘，而越来越多地希望以笺注、校证的面貌呈现出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作品的篇幅急剧扩充，其中的学术含量却可能因注水而不升反降，在中小型史籍、笔记以及诗文集的整理中表现尤为突出。此种风潮之下，研究者如何做到胡宝国先生所说的“敏锐而有节制”，的确值得深思和探索。个人的实践体会是，整理过程中当然应力求穷尽材料，“竭泽而渔”，但要明白这只是“后台”的准备工作，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大部分都不应该未加按断地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最终的整理成果则当以问题为导向，区别资料层次，强化考证辨析，重点放在呈现文本本身的源流脉络、矛盾张力及独特价值，避免大水漫灌式的铺陈罗列。
影印方面，总体原则自然是尽可能地保留古籍原貌，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因各种缘由而难以实现，致使古籍原本包含的多方面信息有所衰减，并对相关学术研究造成干扰。这类情况中以往较为人知的主要是影印者的描润与改动，如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及《四部丛刊》存在的种种问题。近年来所出《宋集珍本丛刊》一概采用制式版框，原书版心信息全部遗失；《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从全书抽取各书卷首提要集中影印，每篇前概加“提要”二字，然内中多有将本属原书目录之内容误作馆臣所拟提要者。类似的影印工作其实是在制造新的版本，与古籍原貌相去较远，使用时须倍加小心。
除了文本内容的改更，这里还想特别提到影印技术、形式的选择对于古籍研究的影响，谨以四库全书相关稿钞本为例。笔者曾在湖南图书馆发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四库底本，其中保留了大量未经篡改的珍贵史料，借此亦可看到四库馆臣重新改写原书所见民族语译名的多种手段。比较典型的一种做法是贴纸挖改，即用细薄白纸贴覆原有文字，纸上书写新的译名，透过薄纸尚可约略窥得原本文字。此本于2016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附录拙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在审看全书校样时，我注意到出版社采用的朱墨双色影印方法（按：此法当为成本计，全书部头大、印量少，原色彩印造价高昂）难以反映原书所有贴纸挖改痕迹，特别是馆臣贴纸改动前的原始译名无从得见，遂于拙文论及挖改处添加注释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此次中华书局影印采用的是朱墨双色技术，原本所贴挖改白纸的颜色无法在影印本中得到体现，致使挖改文字与上下文有一定程度的混同，研究者需仔细留意相关部分字体及字距的差异，对此类情况做出判断。”遗憾的是，这条意在提醒读者注意影印本与原书间存在重要差异的注文，不知何故，并未出现在最终刊行的文本之中。如此一来，利用该本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难免会面临一些困扰，甚或认为其中诸多清人改译之名在底本原文中即已存在，从而对全书的性质产生怀疑，这显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与之类似的还有《四库全书总目》各类稿钞本的影印，从最早出版的《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到去年刚刚面世的《〈四库全书总目〉稿钞本丛刊》，一概采用黑白影印的形式，其中如挖改、裁切、粘签等关键细节每遭遮蔽，这也是《总目》文本生成、衍化等核心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的症结之一。考虑到四库修书过程中所采用的种种精微细致的编纂技艺，集中展示了古籍生命历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很好地呈现出文献学研究的魅力所在，衷心希望今后类似的珍稀稿钞本能尽量采用原样彩印的形式，或者至少由相应收藏单位或出版机构向社会公布高清彩色照片，相信这会极大地促进四库文献以及其他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化与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