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开始到目前，战国楚地竹简的出土呈增长态势。新的材料多有公布，内容非常重要，使我们得见越来越多的秦人未焚之书，价值无与伦比；而以往公布过的材料，因当时条件所限，图版欠佳，字迹模糊不清，最近也有不少重新拍照出版。

　　战国楚地简帛的新公布

　　2008年入藏于清华大学的竹简共有2500支，迄今公布十二册，是近些年最大宗的新材料，也是最重要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典籍，较多《书》类文献与史书。每册内容都为战国历史、文献与文字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材料。已公布的有：《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系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说命》上中下三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之集汤之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筮法》《别卦》《算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年）；《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本、《子仪》《子产》（《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中西书局2017年）；《摄命》《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西书局2018年）；《治政之道》《成人》《廼命一》《廼命二》《祷辞》（《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中西书局2019年）；《四告》《四时》《司岁》《行称》《病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中西书局2020年）；《五纪》（《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中西书局2021年）；《参不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中西书局2022年）。

　　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竹简，共有1200余支，2010年以前公布了七册，2010年后又公布第八、第九两册，其中有：《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鹠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卜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除此之外，还有一篇名为《卉茅之外》的竹书也已公布（《简帛》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从各种消息来看，上博简再公布2—4册就应该全部公布完毕，但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上博简的刊布已经停顿下来。

　　此外，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早已公布，早先已经知道美国赛克勒美术馆尚藏有同墓所出土的其他帛书尚未公布，现在由李零《子弹库帛书》做了整理发表，他把原来已经发表过的帛书重新命名为《四时令》，此次新发表的两件帛书命名为《五行令》《攻守占》（《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年）。从图版中可以看出，赛克勒美术馆所藏的第二批帛书可能还没有完全揭取。

　　2002年于湖南龙山里耶战国古城J1出土38000余支竹简，绝大部分为秦简，但在古井第5层文化遗存出土有少量楚简，其中简4、简5、简7、简8、简9、简10具有楚文字特征，收录于《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

　　1957年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M1出土的竹简、1965年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M1出土的竹简、1966年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M2出土的竹简、1981年于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56出土的竹简、1989年于湖北江陵九店楚墓M621出土的竹简、1993年于湖北黄冈黄州区曹家冈楚墓M5出土的竹简、1993年于湖北荆门郭店楚墓M1出土的竹简、1994年于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的竹简，分别又收录于《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书》（文物出版社2011年）、《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简、长台关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3年）、《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四）·望山楚墓竹简·曹家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9年）、《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五）·九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21年），大部分图版更为清晰。

　　战国楚地竹简的新发现

　　2015年入藏于安徽大学的竹简，共1167支，内容有楚史类、诸子类、楚辞类等，近期已公布两册，内容有：《诗经》（《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9年）；《仲尼曰》《曹沫之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22年）。这又是战国典籍的大宗发现，不过现在才开始公布。

　　很多楚简也非常重要，但整理工作刚刚开始，现在只有零散信息。主要有：2014年于湖北荆州夏家台楚墓M106出土400余支竹简，内容为《诗经·邶风》《吕刑》《日书》等。其中《日书》的释文已全部公布（《简帛》第二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2014年于湖南湘乡三眼井遗址古井J1出土竹简约700支，内容为文书。2019年于湖北荆州龙会河北岸楚墓M324出土324支竹简，内容有史书及《书》类文献。2020年于湖北荆州枣林铺造纸厂楚墓M46出土704支竹简，内容为《齐桓公自莒返于齐》《吴王夫差起师伐越》《上贤》《诗书之言》《相马》。2021年于湖北荆州洪圣村王家嘴楚墓M798出土3200支竹简，内容为《孔子曰》《诗经》、乐谱。

　　还有一些零散楚简公布，如1992年于湖北老河口安岗楚墓M1出土21支竹简、M2出土5支竹简，其内容为遣策（《老河口安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8年）。2010年于湖北沙洋塌冢楚墓M1出土13支竹简，其中7支竹简的内容是卜筮祭祷，其他竹简过于残断，内容不明（《沙洋塌冢楚墓》，科学出版社2017年）。2012年于湖北荆州高台古井J67出土3支竹简，内容为文书（《简帛》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2019年于湖北荆州枣林铺唐维寺楚墓M126出土8支竹简、枣林铺熊家湾楚墓M43出土2支竹简，内容为卜筮祭祷（《简帛》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2020年于湖北荆州枣林铺彭家湾楚墓M183出土12支竹简，2021年于枣林铺彭家湾楚墓M264出土1支竹简，内容为卜筮祭祷（《出土文献》2022年第1辑）。这些零散竹简已全部发表。

　　只有出土信息，尚未公布的零散楚简则有：2011年入藏于武汉大学的竹简共110余支，内容为占卜祷祠记录；2013年于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古井J4出土8支竹简，内容为衣物织物记录；2014年于湖北荆州望山桥楚墓M1出土15支竹简，内容为卜筮祭祷、遣策；2021年于湖北荆州枣林铺造纸厂楚墓M70出土3支竹简，内容为遣策；2021年于湖北荆州枣林铺熊家湾楚墓M70出土4支竹简，内容为卜筮祭祷。

　　其他相关问题

　　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M1出土的竹简，《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三）·曾侯乙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19年）又重新公布，大部分为红外线图版，字形更为清晰。曾侯乙墓竹简以往多归入楚文字。随着曾国文字发现的增多，尤其是随州枣树林、文峰塔等曾国墓地青铜器文字材料的逐步公布，现在看来，楚文字和曾文字虽然相似性很多，但从文字结构与书写风格看，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应该把曾文字与楚文字区别而成为独立的文字。

　　2013年于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古井J9出土579支竹简，内容为文书，《文物》2016年第5期公布了17枚简牍图版，发掘者认为该井中的竹简“多数以楚国文字书写”。但据李松儒研究，这些简所书文字既有楚文字风格，又有秦文字风格，属于秦楚杂糅的写法，是其地入秦后“习惯书写楚文字的书手还没有完全掌握秦文字书写特征导致的结果”（《中国书法》2019年3期），所以不能归入战国楚简帛。

　　除了曾国竹简、楚国竹简，秦文字的竹简仍在大量被发现。其他诸系的竹简目前未见出土，以往曾经有学者指出，郭店《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二、三）以及上博《衣》就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郭店简《五行》中也夹杂了一些齐系文字因素（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清华简发表后，我们看到了更多非楚文字书写风格的存在。比如清华简壹《保训》写法风格特别，有学者认为它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或其“书法风格具有齐鲁地区特征的楚文字抄本”（冯胜君：《试论清华简〈保训〉篇书法风格与三体石经的关系》，《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笔者认为这种书写风格及文字写法与齐国文字不合，应该是“具有鲁国文字抄写特征的抄本”。清华简拾贰《参不韦》的字体风格与《保训》高度一致，李松儒认为《参不韦》与《保训》都是鲁国抄本（《清华简中的特殊书手群及相关问题研究》，“首届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22年）。清华简叁《良臣》《祝辞》的书写风格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学者认为是“具有晋系文字风格的抄本”（刘刚：《清华叁〈良臣〉为具有晋系文字风格的抄本补证》，《中国文字学报》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清华简肆《筮法》与清华简陆《子产》等虽然整体是楚文字风格，但也羼入一些晋系文字写法。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分辨不同国别的文字，不能只看文字写法或用字习惯，书写风格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战国五个大系文字中，现今只有燕系文字（或具有燕系文字风格）的竹书抄本还未发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华简佚《书》类文献整理与研究”（21AYY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