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自古重视人的品行、品德，讲求依循良知立德树人。而对良知的理解，则源自人们对“人成为人”的共通判断：明事理、知对错、扬善祛恶。当今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促使大学承担起社会核心构造的重任。然而，随着信息社会、英才社会、市场社会深度同构大学文化，信息芜杂、人际冷漠、知识营销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致使大学教育良知存在流失风险，由此亦能看出大学良知教育的缺失。“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成为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亟须回应和解答的根本问题和时代命题，大学立德树人教育要求大学整体建立保护并发展良知的职能。

　　大学良知建基于“能力符号”抑或“人之尊严”

　　大学良知源自“人成为人”的良知，它在形式上是大学教育体系的恒常价值，并不因大学的历史变迁、分层分类而变化，是能通约繁杂的价值理智。在内容上，大学应以其文化整体，纠正贪婪、戾气和愚昧，激发人的智识兴趣和生命激情，接引人有意愿、有能力为公共良知负责。李猛教授判断，“大学是以最高形式人类活动追求最高形式学识，其首要目的在于形塑性格，造就伦理，培养或者说教化能够感受到真、善与美的人，能够领悟到人之尊严，人在有限性上建树的伟大的人。”如此判断当是大学教育的起点与归宿。20世纪80年代后，市场社会的绩效监管技艺与全面竞争机制逐步进入中国大学，化约大学便成了理解此后大学的一条线索，人才培养由求真育人被化约为竞争力与胜任力培养，科学研究由探究生活被化约为“发表正义”和“数据库正义”，社会服务由公德贡献被化约为“产学研联盟”。进而导致大学刻意建构和消费能力名声，对话语权与市场价值“如饥似渴”，“学成人”的尊严让渡于市场信号。简单化、竞争化的大学教育，反过来侵蚀支撑大学的“培育人”支柱。《道德经》言“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学习的不可控制与成长的滞后性促使我们对大学立德树人教育秉持开放、审慎的朴实态度，而非沉迷于短期乐观主义，陷入市场效用迷思，抑或臣服于知识规训式的“工业生活”。

　　大学良知锚定于“定义成功”抑或“公德贡献”

　　钟启泉教授在2003年出版的《课程与教师》中将meritocracy译为“优才制度”，并指出“优才制度”是“智力+努力”的个人价值成为支配社会的基本原理，是人类社会选拔和分配过程合理化的必然产物。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精英的傲慢》中指出，助力社会流动的优绩至上（meritocracy）机制并没有阻断社会不平等的世袭，反而助长精英阶层出于道德应得情绪的傲慢，消解谦卑感，助长普遍的抱怨，同时助长文凭主义偏见，损害工作尊严，提升大学作为“能力符号”的自负感，实际剥夺普通公民的权利。问题不在于大学更像是成功催生的精英联盟，而在于市场导向的单向度成功挤压大学系统性流失共同教养的责任与对公共品德的贡献。风险在于，治理机制中规则的博弈挤压正心、明理与负责价值的达成，教与学机制中控制性学习与传导实证知识挤压经验的知识价值，优绩引导的表现性学习挤压共同探究引导的真实性学习。正心、明理、负责、探究等公德贡献的不可测量性及其边缘化市场价值，使得公正地成功优越于践行公德，明智地计算优越于正确地做事，程序正义优越于对事实的反思和对价值的审慎，结果依赖胜过话语明辨，以至明智的大学比良善的大学更重要，满足需要的大学比创造正确需要的大学更重要。有鉴于此，需要在历史深处澄清优绩笼罩着的大学良知：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优绩，而是为了探究并逼近真实，优绩主要指征竞技技能的熟练，与卓越的能力、品德并非因果关系；育人源自探究，探究为了育人，治理的有用、有效性须经正当性的审视与修正；大学是在为人创造健全的学问生活，为人的劳动建构审慎、谦卑、辩证、公道的心智框架，积淀相应的文化习俗。

　　回归立德树人常识的大学良知培育

　　教育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规定了其去常模化、去工具化、去功利化特性，回归人的发展视角，因此，大学良知不是维护公正交换的规则，不是平衡秩序的权术，而是判断好坏的标尺、对抗异化常识的道理。培育大学良知是为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重建学问生活，接引良善价值。

　　首先，应在评价领域建立价值评价机制，以价值评价引导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是大学现代化过程中统整有为大学与有效大学的产物，也是大学作为最高形式的人类活动和高深学识向市场社会妥协的折中术，当绩效评价犹如“魔法棒”游走适配于市场需要和政策要求，规训出不少“八面玲珑”的“考试通”“申报通”“竞技通”，教条化结构化卑俗的英才跃升机制时，其同样在消解大学对高深学识的追逐和作为最高形式人类活动的理想。为此，要在一系列甄别、筛选优绩的过程中，探讨优绩表彰的正当性及其价值观教育意义和会达成的伦理规制实效，实现评价是对每一种工作尊严的认定，是对贡献公共品德的筛选与激励，而非对“聪明人”的赞美和对“不适应者”的漠视。

　　其次，应在话语领域以对话重建知识传导机制。大学中的制度话语、生活话语与学术话语既是对特定认知结构与文化习性的还原，也是在凝练特定的实践活动，全面引导人的发展。知识传导机制是工厂化教育教学体系的产物，传导性话语只能向学习者表明一种意见和结论，至多明理，却无法引导学习者理解知识的论证方式，而理解知识的论证方式才能解惑明智。事实上，人对恒常价值的认同是由过去相应生活积淀而来的，知识传导取向的教并不能达成对其信的效果。常识中的大学讲述神圣知识，现实中的大学更应是神圣话语的交流。神圣话语交流并非去现实化，而是在现实中建立起人与哲学、人与历史、人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对话关系，同时以诘问、论证与关心的对话关系修正告知、宣讲与命令的传导关系，这是信仰教育的基础，也是让人直接践行对高深学识和共产主义信仰负责。

　　最后，应在权力领域以公道补充公正。如同不公正滋生贪婪、戾气和愚昧，大学致良知的前提是公正的环境，但市场社会与优绩至上将美德从公正中区分出来，公正狭隘化为丧失了德性的工具理性，并挤压机会与尊严的分配正义。现代大学的治理基础是权力经过公正的操作直接塑造人，这使我们至少能对孟子人之善端的“四心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达成共识，以“四心”为方法淬炼权柄，促使大学出现更多“四心”完备的人。《尼各马可伦理学》提出公道是对法律由于其一般性而带来缺陷的纠正，是立法者如果身临其境会说出的正确的东西。大学从英才跃升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以课程教学为语境的知识权力分配机制回归到以榜样、长辈和国家为纽带的“人成为人”常识，大学治理者须要以人道的同情与理智的审慎纠正经验的狭隘和正确的傲慢，教师须要将知识的话语权还给事实，将明理明智的尊严还给他者，寓居于致良知提升总体德性。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及其江苏实践研究”（21JYB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教师教学的情感支持能力提升研究”（19YJC88008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