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身体观”是指对于身体的基本认识与看法，是我们通过理解与反思身体经验而形成的一组基本观念。由于身体是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任何医学体系都奠基于特定的身体观，而医学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也都要基于特定的身体模型来展开。因此，身体观是医学范式以及整个医学世界图景的核心构件，身体观研究在医学哲学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自西医全面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时代。而从20世纪初的科玄论战开始，近代以来的中国医学史也可以说蕴含着一部“中西医论争史”。长远而言，若想引导人们回归理性、建设性的研讨与辩论，乃至推动社会就中西医关系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最终还是应该寄望于中西医哲理上的比较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中西医哲理的比较研究中，身体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突破点。一旦中西医两种身体观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哲学上获得澄清，中西医哲理上的比较就有望全面推进，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理论预设差异带来不同观念模型

　　在此，有一个朴素而常见的误解需要澄清。人们往往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西医的解剖学已将身体结构实实在在、清楚明白地展现在医生与普通人的目光之下。西医通过“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等解剖学概念表达出的“解剖身体”，揭示了身体的“真相”与“原型”。中医用“气”“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古代术语表达出的“气化身体”，看不见、摸不着，神秘而玄虚。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古代人在理性思维不发达的情况下表达出的模糊含混的身体观念，是身体的“假相”与“模型”。传统的中医系统论观点将中西医的身体视为黑箱与白箱，就是上述误解的一个典型表达。

　　新近的解剖学思想史研究提示我们：西方的解剖身体并非自古就有，中国古代的气化身体也并非排斥解剖。

　　西医的解剖身体观与许多其他近代观念一样，都能够溯源至古希腊，并正式诞生于16—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解剖身体的诞生并非一种真相的发现，而是一种观念的发明。在近代科学革命中，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哈维（William Harvey）、笛卡尔等人分别从解剖学、生理学、形而上学等方面对古希腊解剖学与身体观进行了重大变革，才将解剖身体锻造成为一种完整而自洽的西方医学观念。随后，由于这种身体观历经了长达数百年的沿用与发展，对我们而言才会变得如此“自然”而又“自明”，以至于我们很容易误以为，解剖身体就是那个唯一真实的身体。

　　研究表明，在中医的气化身体观的早期发展中，中国古人并不排斥通过解剖来认识身体。但在解剖活动中，他们所“看”到的却是与西方医学不同的东西。科学哲学早就提示我们，观察总是渗透着理论。无论在尸体解剖还是活体解剖中，人们并没有直接看到身体的真相，而总是试图基于解剖经验与理论预设的综合来把握真相。这意味着，解剖身体与气化身体并非真相与假相、原型与模型的关系。两者都是模型，都试图理解身体的真相，试图用观念来表达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实际感受到的那个活生生的肉质身体。只不过，两者各有其经验基础与理论预设，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观念模型。

　　比较研究以开放交流为前提

　　既然解剖身体与气化身体是在东西方思想传统中独立发展出来的观念模型，各自关联着一组有着巨大差异的基本概念，我们应如何对两种身体观在哲学层面进行比较？

　　在中西医论争以及某些中医研究中，人们经常未经充分反思与批判，或直接将两者等同起来，从而开始追究气化身体（包括藏象、经络等）的物质基础或解剖基础；或直接断言两者的绝对差异性或不可通约性，从而拒绝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与交流。这两者在学理上都是过于简单、草率而不可取的做法。

　　我们也不能在两种思想传统中直接枚举两种表面上对立的观念来表达双方的差异，比如断言解剖身体基于原子论、还原论，气化身体基于元气论、整体论。一方面，这些观念在所处的复杂语境中都不是单义观念，其自身的确切意义尚且有待澄清，故除非经过恰当的反思与批判，否则无法直接用于表达两种身体观各自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在就个别观念进行比较前，其所在的两个异质思想语境必须首先实现相互开放，建立内在的沟通交流。唯有这种相互开放与内在交流，才能创造出比较研究所需的理论空间。这一思想要求，构成了过往中西医身体观比较研究一直难以取得突破的方法论障碍。如果不引入恰当的思想资源来克服上述方法论障碍，比较研究就会缺乏根基，甚至会一直举步维艰。

　　现象学方法奠定比较研究根基

　　近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欧陆现象学传统的研究日渐深入，为克服上述方法论障碍准备了必要的思想资源。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相比，欧陆现象学传统主导的哲学倾向，其独特性在于力图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有所反思与批判。这种西方思想传统内部的建设性自我反思与批判推动着它向其他思想传统开放，从而孕育出一些超越西方近代二元论思想框架、具有独特亲和力与创造力的新思想要素。这些新思想要素为异质思想传统的比较研究贡献出了全新的方法论资源。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展示的“发生现象学”研究纲领，是适用于中西医身体观比较研究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首先由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创立，其后由梅洛-庞蒂通过关于知觉、身体、空间、时间、世界的现象学研究作出进一步应用与阐发。其主旨在于，借助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建构的方法，揭示出一切科学观念与科学理论最终都奠基于人类的原初知觉经验（即那些处在诞生过程中、尚未被对象化的本己知觉经验），都是通过反思活动对于原初知觉经验的某种规定与解释，由此而试图为西方近代科学提供更合理、更深层次的形而上学奠基。

　　从发生现象学视角来看，无论上述两种身体观之间的表面差异有多么巨大，都奠基于人类主体所共有的、相似的原初身体经验，否则不同思想传统之间就会完全丧失日常沟通交流与语言翻译的意义基础。正是这种原初身体经验，为中西医身体观比较提供了同一性的意义基础，奠定了比较研究的理论可能性。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可以首先借助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中西医身体观所对应的两组基本观念回溯至原初身体经验所在的共同视域，然后再从原初身体经验出发，通过不同的发生现象学构造机制，阐明中西医身体观的巨大差异及其思想根源。当然，上述从基本观念朝向原初知觉经验的“回溯”，所关注的不再是实证主义视角下现存历史证据直接呈现的“实际历史”，而是发生现象学意义上基本观念的意义建构、传递与沉淀的“意向历史”。

　　倘若上述发生现象学方法在中西医身体观比较研究中得以推进与落实，我们就有可能揭示出两组基本观念各自蕴含的某种独特思想风格，或某种内在的意义统一性。这种思想风格或意义统一性规定了两者各自的身体观范式。我们可以依据身体观范式的复杂思想结构，多层次、多维度地刻画两种范式的区别与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引入“对象/现象”这一现象学区分，将解剖身体与气化身体的身体观范式分别阐释为“对象身体”与“现象身体”，将两种身体观的存在论基础分别阐释为“对象存在论”与“现象存在论”，等等。

　　总之，一旦两种身体观各自的思想范式与发生现象学构造机制获得哲学上的澄清，中西医哲理上的全面比较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哲学基础。我们可以依据身体观范式，重新理解与阐释中西两种医学的医学范式及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独特性。

　　鉴于中医身体观所关联的诸多基本观念既是中医药学的基本观念，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基本观念，我们还可以依据中医的身体观范式与医学范式，重新理解整个中国古代世界图景。借助现象学方法提供的概念工具，“气”“阴阳”“五行”等原本显得神秘玄虚、很难理解的基本观念，将有可能在统一的形而上学框架下被重新激活，重新获得某种可理解性。通过这些基本观念的现代阐释，中医药学的医学性质与地位，以及中国古代世界图景的思想性质，就有可能获得全新的阐明。因此，如果说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西医身体观比较研究，有可能是激活这把钥匙的关键环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现象学视角下的中西医身体观比较研究”（15XZX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