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围绕生态问题的讨论，诸如全球变暖、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海洋污染、物种灭绝等宏观话题，构成了人类想象中的共同的生存危机的重要依据，这对凝聚全球生态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承载着独特伦理诉求的生态教育的在地化，不仅需要共同危机感的召唤，更需要自内而外、由近及远，在微观层面处理生命个体与具体环境间的情感认同问题，这也是近年博物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生态意识高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实践层面的在地化程度上，生态教育还显得过于浮泛。因此，有必要对诸如“自然”“乡土”“地方感”“博物学”等相关概念及其关系作出必要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生态教育在地化的可行方案。

　　自然的两种方案：荒野和乡村

　　生态教育需要讨论关于自然的问题。作为关键词的“自然”（nature），如威廉斯（Raymond H.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所说的，“也许是语言里最复杂的词”。这种复杂性在汉语世界未必不更甚，因为古代中“自然”一词和现代“自然”不是一回事，汉语将对象化的存在范畴落实到“自然”这一概念上，且最终落实为一个日语汉字词，这还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清晰地讨论现代汉语“自然”概念的含义是很困难的，但根据一般含义，“自然”是和“人工”相对的领域，这个意义上，“自然”具有文明对照物的属性。讨论“自然”时要格外注意到这一层含义，因为生态教育背后是以生态主义为伦理诉求的，在价值取向上，有对人类文明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针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修正文明偏失的巨大潜能，这种信仰也几乎贯穿了生态观念史的全过程。因而，“自然”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讲，与人类社会在空间上并不存在清晰界限，但在概念层面却是一组对立统一的范畴，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倾向于从“自然”中汲取健全的生命营养。生态教育从根本上是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单纯依靠源自自然危机的现实功利考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去挖掘自然在审美、伦理、文化层面的丰富意义。

　　作为文明的批判物而存在的“自然”，通常被具体化为两个形象，这里可以称之为“自然”的两个方案：一是“荒野”（wilderness），一是“乡村”。意识到这两个形象，对于理解当前世界范围内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反思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荒野”，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然文学中具有灵魂性地位的概念范畴。作为美国在精神上独立于其前宗主国的思想资源，表现为荒野形态的自然赋予了这个新大陆独立于欧洲的自由的品格，这种观点最终还促成1964年《荒野法案》的颁布。环境史学者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在《荒野与美国思想》中写道：“荒野是美国文化的一项基本构成。利用物质荒野的原料，美国人建立了一种文明。他们曾试图利用荒野的观念赋予他们的文明一种身份和意义。”梭罗的“荒野是世界的保留地”，是常被引述的警句。斯奈德（Gary Snyder）的《禅定荒野》在梭罗的说法上更进一步，指出“荒野不仅仅意味着‘保护世界’，它本身也是世界……我们需要的是能与荒野融为一体，并富有创造力文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的自然文学中，荒野是自然最主要的含义，在生态危机凸显的背景下，荒野所焕发的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力越来越显著。

　　然而，在作为具有悠久前现代农耕记忆的旧大陆国家，作为现代化反思的“自然”往往不是“荒野”，而是“乡村”。因而，在中国的语境下，空间层面的城乡关系和时间层面的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微妙的同构性。中国的乡村不仅与悠久的山水田园诗密切相关，也是作为现实批判大本营的桃花源的原型，其本身也是让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把传统中国构建为一个相对于现代中国而存在的“乡土中国”的历史基础。同新大陆上以荒野为依托的生态批判相似，在旧大陆的农耕文明国家，以乡村田园为依托的生态反思发挥了相同的文化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态主义悄然从乡土文学传统里萌发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文化性格，决定了我们反思现代化的生态主义的表现形式与美国自然文学将有所不同。

　　荒野和乡村，都是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动，背后都是以“自然”为后盾。两种方案是在同一个问题意识下产生的。厘清“自然”的两种方案，是要提示我们在有关生态教育在地化的思考中，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是无法离开各自的文化背景的。在一个具有悠久农耕文化遗产的国家，未经先民手足触及的纯粹的“自然”空间非常有限，这与地广人稀、前现代文化“包袱”并不沉重的新大陆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生态教育的在地化，应重视这一差别。

　　博物学入乡：人与物情感关系的追认

　　在实践层面，与既有的生态教育过分倚重宏观层面的说教有所区别的是，中国自然教育与乡土教育的结合，将会切实解决目前生态教育过于浮泛的问题，同时赋予生态教育以鲜明的地方感。这里的自然教育，具体来说指的是自然科普教育，但近年来，博物学似乎有让传统科普教育“升级换代”的意味。学界有关博物学的讨论越发热烈，不仅在自然爱好者群体中广受认可，更获得了来自人文领域和科学史界不少学者的大力支持。科普界与人文知识界围绕博物学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显示出一种全新的气象，这一文化现象被冠以“博物学的复兴”。与传统科普教育有所不同的是，博物学格外强调与认识自然相关的生态价值和环保理念，这种伦理属性也是博物学同时引起科普界和人文知识界关注的重要原因。

　　然而，正如无法从字面上理解“文艺复兴”那样，“博物学复兴”也绝非博物学历史场景的重现，因为作为现代科学前史阶段的西方博物学，与当前的博物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科学昌明的当下，人类的认识工具已超越了人凭借感官来把握世界的阶段，科学事业很大程度上已将博物学方法抛诸脑后。实际上，当前人文领域主张复兴博物学，并不是要在科学领域内分一杯羹，而是要掀起一场具有启蒙意义的自然教育实践，用怀特（Gilbert White）、法布尔、梭罗这类博物学式的人格来纠正现代化、城市化甚至科学主义的缺失；也就是要通过对身边自然物的知识化，来编织对本土的亲切感，进而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这也正是针对现代城市反自然属性的一种文化纠偏。

　　科普教育以科学性为标准，强调知识的通约性，这是科普教育在现代社会可以全域铺开的基础。然而与生态观念相伴随的博物学，则首先是要对处于具体地理空间中的人如何处理与所处环境的关系作出回应，这种知识便不只是要强调科学的通约性，还要有回应具体的人地关系的能力，即要具有地方感。通约性与地方感的平衡，成为博物学能够取代传统科普教育的原因。目前，国内有关古代动植物文化的图书层出不穷，古代博物图谱乃至传统医家本草类图书也因之声势大涨，科普作者小区域的观鸟、认识草木昆虫的图书也十分丰富。一种具有民族地理学特性的自然知识与自然写作，已显示出自然教育的全新面貌。

　　生态教育的在地化，离不开博物学的大力发展，但此类博物学也存在某种“脆弱性”。目前，国内博物学的“复兴”很少意识到，进入乡村，才能同广阔的大地建立更深广的联系，这同时也是赋予生态教育地方感的必由之路。作为反思中国现代化、城市化文明弊病的“自然”，其磅礴的力量源自乡村。不仅因为乡村作为一种农耕社会中独特“自然”方案，属于人与自然合力造就的地理空间，具有与人造物占据绝对中心图景的都市地理空间截然不同的生态特征，更是由于乡村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物大多曾被文化赋魅，一切人事、粮蔬、村舍、山川、湖泊、草木鸟兽都附着特定的精神价值。作为一种人与物的情感见证，乡村之景牢牢维系着人与物的“亲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科学精神的博物学，同时也要具有追认人与物的情感关系的人文精神，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具有一定张力，正如通约性与地方性也常处于紧张状态下。但如果通约性的知识无法完全回应人与一片竹林的情感关系，那么氤氲在竹林中的迷雾便无法彻底驱散。要而言之，一种融入了古代动植物文化、民俗学、地方知识乃至个人经验等信息的博物学，才能最大限度地赋予生态教育一种地方感。

　　生态教育新形态：乡土教育与自然教育结合

　　自然教育与乡土教育在历史语境中，虽然有重叠，但整体来说是各自独立的。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将乡村与荒野排斥到边缘地带的同时，乡土教育在教育系统内也在逐渐消失。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乡村在应对社会风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乡土教育和自然教育作为相应的文化举措的重要性却鲜有人提及。博物学入乡，实际上是要实现二者的合一，这将为中国生态教育在地化提供一种全新的可能形态。

　　基于地方认同的乡土教育和自然教育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教育不仅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还应该面向乡村和自然，要在发展中心主义以外辅之以依恋乡土、崇尚自然的意识，培养地方感和自然情感。乡土教育和自然教育，就是要发挥人所在的自然地理空间内的人事、粮蔬、村舍、山川、湖泊、草木鸟兽等物所附着的精神价值。在实践过程中，则是要在博物学中融入包括历史地理学、谱牒、村志、乡土风物志、风俗志、乡土教材、民俗动植志等多样化的文本形式，最终呈现为一部乡土文学和自然写作相结合的准文学性的地方教育读本。探索乡土自然教育在中国具有必要性，生态教育实践者应意识到本民族的生态文化在实践层面的独特之处。

　　人类的生命空间是作为自然造物、人造物、人与自然合作造物、精神造物等交织的地理空间，自然不仅是一种景观和资源，也充满了丰富的文化意义，是人的审美、情感、信仰可以寄托的对象。生态教育的在地化，就是要发扬一种具有地方感的博物学精神。在实践层面，在农村地区外，现代化大都市也能挖掘自身不可磨灭的自然属性，而其乡土属性则需要以乡土中国的生命、文化样态作参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