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的语义谱系中，以突出经验、现象的归纳来获取对思想的认识为核心宗旨的实证传统是其重要支系。实证传统的形成得益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正是由于科技进步，人类才有可能通过临床试验、实地调研、咨询观察、统计分析、案例验证等方式，观照思想及其现象。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思想研究成果，实证传统主要包括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精神分析、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
第一，神经科学通过对思想的物质器官——人脑的剖析，把握思想的生理基础。自古以来，人类对思想有着种种猜测，掌握解剖术的医者最先关注人脑这一思想器官，但受限于认知水平与技术条件，对人脑的了解非常有限。直至20世纪末，反射性核素脑显像、功能性磁共振显像、脑磁照相术和磁共振谱学相继问世，人类对脑的认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逐渐发现思想是大脑皮层的功能，而任何思想活动，都是在有意识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思想的生成实质上就转换为意识如何产生的问题。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当“足够数量的神经脉冲汇聚到一个神经元的突触上而激活该神经元，后者紧接着发放的一个神经脉冲沿其分支放射的轴突而激活几百个其他神经元的突触”。在同一时刻，在神经脉冲带来的信号的刺激下，大脑皮层的不同脑区得到了激活，但由于激活水平的差异，同一时刻只有一个脑区的信号能够被意识到，并在“脑内的自动调整机制”的作用下，“会加强这个脑区的激活水平，同时抑制其他脑区的激活水平，使得只有这个脑区的活动进入意识”。唐孝威将这一过程称为“大脑意识的涌现”，埃克尔斯（Sir John Carew Eccles）则称之为“微观神经事件结构”。前述涌现出来的意识便刺激了语言中枢神经系统，使得人们通过语言得以表述意识涌现出来的信息。这些经常被激活的脑区，“可以导致突触的长时程增强，而使有关的回路稳定”，“在大脑皮层积累了大量的记忆存储，这为自我的统一性提供了持久不断的基础”，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乃至实现知识化，为思想提供基础。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陆续推出人工智能的话题，希望能以硅芯片代替神经元来移植、储存人的意识、思想。人工智能的思考势必存在诸多伦理道德问题，触碰社会伦理底线，但它给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对人的思想认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尽管神经科学的研究带有还原论的意味，且备受质疑，但它确实澄清了思想与人脑之间的关系，明晰了思想的生成、变化、发展的神经基础，揭开了思想的神秘面纱。
第二，认知心理学通过对思想的创生节点的揭明，明晰思想的心理基础。在认知心理学中，动机是思想的起点与动力源，学界已经提出了一些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是乔斯特（John T. Jost）等人的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与达基特（John Duckitt）等人的双重过程动机理论。前者认为思想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动机所催动的认知，后者认为思想是由社会优势取向等催动的认知。两者具有不同的动机基础，前者“起源于对权利、支配、优势的动机性需要”，后者“起源于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进一步，思想的凝聚成果是概念。现有研究表明，概念的形成可以通过获得规则或者内隐学习得以实现。在这里，思想的最大特质就在于拥有创造力。围绕创造力，斯腾伯格（Robert Jeffrey Sternberg）提出了“三维心理理论”，即创造力由智力、智力方式、人格三个维度组成；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创造力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随着人的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创造力也在不断升华。此外，皮亚杰从认识（思想）的建构或者认识（思想）的发生学出发，区分出认识（思想）形成的前后相继的两个心理时期，即“感知运动活动时期以及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形成的活动的时期”，两个时期的转变意味着“发生了从动作转变到概念化思维的问题”。
第三，精神分析通过对思想的结构关系的诠释，揭示思想的内部结构。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派对人的心理结构进行了翔实的研究。他们强调从人类心理结构入手解读思想的内部结构。弗洛伊德最初建构起“潜意识—前意识—意识”这一心理结构，不久之后，又进一步将其完善为“本我—自我—超我”这一心理结构。阿德勒（Alfred Adler）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结构的划分，提出了“自卑情结”对人格发展的阻碍作用，发展出了以补偿为核心的人格发展动力说，呈现出“为自卑感所推动的个体，在优越感目标牵引之下，不断努力克服和弥补自身现实的和想象的局限而朝向完善发展”的动态图景。荣格则专注“潜意识”概念的改造，提出了“集体潜意识”，即是人类共同心理土壤，而组成“集体潜意识”的便是各种原型，即各种典型环境。具有革命意义的发展，便属弗洛姆（Erich Fromm）所进行的对社会的精神分析，将精神分析由个体导向社会。弗洛姆试图嫁接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潜意识”“社会性格”概念，将前者当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中介环节，将后者当作“社会经济结构和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思想、理想之间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讲，弗洛姆的研究较好地将“个体与社会”“主观动机和客观动力”统一起来，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的解读提供了新视角。精神分析学派之后的发展基本上沿袭了上述学者的观点。
第四，文化人类学通过对思想的民族志考察，阐明思想的原始逻辑、社会文化基础。以列维－布留尔（Lucien Lvy-Bruhl）为代表的学者对思想的原始逻辑进行了深入翔实的考察。在他们看来，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敬畏自然，一个部落的人会将自然中的某一动物或者植物或者天象等视作该部落共同的守护神，他们共同使用一种祭祀仪式，与天地万物取得神秘的联系，进而进行祈求、交托信仰。可以发现，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尝试借助神秘的图腾信仰，进行部落内的相互沟通、交流，进一步冲破未知自然所带来的迷雾，与天地万物建立某种一致性，将人类自身的认识臻至一定程度的类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开始由“原逻辑思维”向更高级的思维形式——“逻辑思维”转变，逐渐产生了概念等逻辑工具以及以此为依据进行的分类活动。同时，托马赛洛（Michael Tomasello）对思想的社会文化基础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人类的合作沟通肇始于自然、自发性的比手画脚”，而这一合作沟通则依赖于“共享意图”或“‘我们’意图”的技能与动机。在此基础上，人类在手势沟通中诞生出任意的语言惯例，“人类开始创造并传递文化中由不同的语法惯例组成的复杂语言结构，并将繁复的信息以不同的语言结构编码为不同的类别，以便运用在反复出现的沟通环境中”。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思想得以创生。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则进一步基于巴厘岛、爪哇岛等民族志材料，在实质意义上论证了思想是人类社会通行的、使人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意义结构。它是人类存在的最为基本的条件，使得人的行为更有可塑性、更具有复合性、更有效率、更有可调节性，而不至于沦为“纯粹的无意义的行动和突发性情感的混乱物”。
第五，对实证传统中的思想的反思。无论是神经科学对思想的生理基础的探讨，还是认知心理学对思想的心理基础的诠释，精神分析对思想的内部结构的揭示，文化人类学对思想的社会基础的考察，都是对“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应，归属于思想的认识论维度上的问题。若是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看，人类的思想绝不可能始终停留于观念意识层面，它最终会进入实践展开的环节，进而转化为人类的现实行为。由此而言，思想研究若是一直流连于认识论维度上的追问，那么，它除了无法展现思想的完整、真实的面貌之外，还会陷入没有增益性的理论繁殖，给思想的研究带来反身性伤害，给通往真实的思想的道路人为设置理解障碍。同时，将思想局限于认识论维度的研究，忽视了对思想的实践论维度的揭示，割裂了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现实性联系，会使得人们对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变得日益机械、晦涩。为此，有必要在深化以思想“是什么”为核心的认识论维度上的研究的同时，补足以思想“如何是”为核心的实践论维度上的短板，进而实现思想的认识论维度与实践论维度之间的有效联结，以此为思想的理解提供较为完整的解释方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