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试图进入一个特定群体的文化内部，通过观察与访谈的方式“自内而外”地来展示对意义和行为的说明，是一种“深描”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创立了撰写民族志的系统方法，以此研究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群岛的土著社会。在科学社会学中，这一方法经常被用来研究某一科学实验室的文化。

　　民族志方法的引入

　　在科学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爱丁堡学派侧重于对科学知识的宏观研究。为弥补其不足，一些社会学家从微观视角对知识进行考察，将民族志的方法从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引入科学社会学的实验室研究中。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Heidi J. Swarts）对加州大学劳伦斯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展开田野调查，描述了实验室的发展历史。但其并没有关注到实验室的实践、科学家们的常规生活。1975年，林奇（Michael Lynch）首次采用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民族方法学进行科学社会学的实验室研究。他在爱尔兰的加州大学生物实验室展开田野调查，亲自参与了实验室“轴突生长”的神经解剖研究。作为实验者，同时又是观察者，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和专著《实验室科学中的技艺和人工事实》。1975年，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开始进入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展开调查，最后完成《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一书。1981年，塞蒂纳（Karin D.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以民族志的方法对实验室展开研究，分析科学知识与科学论文的建构过程。1988年，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在《物理与人理》中，考察了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和他们的实验室文化。

　　民族志方法的特征

　　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在于“参与观察法”，其特征包括：研究初始不提出假设；结论的得出通过系统、全面的观察和参与；历时较长，研究集中于个案；调研人员带着问题获取一手资料；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包括现场感性认识的文字资料；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投入理解进行资料分析。

　　具体来说，民族志田野工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准备阶段。选定主题，确定研究问题与调查群体。根据研究问题熟悉前人的理论成就及有关调查群体的基本情况，拟定调查提纲。第二，实地调查。进入调查地点，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建立对话桥梁，并详细记录观察现象与访问情况。可以建立整理资料的编码体系，也可以借助电子设备辅助记录资料等。第三，撰写民族志。将参与观察收集的资料转化为人类学语言，描述所观察群体的文化特性。

　　实验室生活的民族志分析

　　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研究，是科学社会学中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的典型代表。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他们详细描述了实验室中科学家们工作的场地、方式、流程、科学家之间的辩论以及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等，最终得出科学事实是人为建构的结论。

　　1975年10月至1977年8月，拉图尔进入萨尔科研究所展开参与观察，他将实验室比作神秘的黑箱子，观察在箱子中科学家们的工作情况。他发现，实验室分为两个功能区——实验区和办公区。科学家们运用实验区里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等对送进来的小动物进行宰杀、切割、缝合、标记等，得出大量资料数据。这些数据资料被送入办公区，博士和研究生们读、写、打字，将数据变成图表，然后参考书籍、杂志，最后制作出一篇论文。

　　拉图尔把实验室的这套流程称为“文学铭写”（literary inscription）系统。具体来说，就是将实验室所需的原材料输入这套系统，通过仪器和技术工作人员的操作，输出带有科学主张的论文。仪器具有标记能力，每个标记的装置是机器、仪器和实验人员的组合，科学论文就是这种文字标记系统的产物。拉图尔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论文中表述的科学事实也不过是实验人员人为的产物，是人们将仪器标记出的符号人为地解释为事实。因此，他提出，科学事实是创造出的事实，而不是发现的事实。

　　拉图尔描述了促甲状腺释放因子（激素）TRF（H）（Tryrotropin Releasing Houmone）的建构过程，更加证明了以上观点。吉列明（Roger Guillemin）和萨里（Andrew Schally）分别带领研究小组展开对TRF（H）的研究。1966年，吉列明根据自己的实验结果认定TRF不是肽，萨里则在实验中检验到TRF中含有三种氨基酸，但他受制于吉列明的权威，否认了自己的实验结果。这也导致了关于TRF研究方向的转变。直到1969年，吉列明在会议上提出，他发现TRF中含有三种氨基酸占总量的80%，TRF是肽。此后，两小组对TRF的化学序列相互质疑、争论，直到使用质谱仪才确定了TRF的化学结构。从中可以看出，科学家们的竞争与协商往往牵动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科学现象一方面取决于科学家用仪器筛选的数据，另一方面取决于实验仪器的改变与进步。科学事实不仅是发现过程，还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科学建构过程。如拉图尔在书中所说，没有任何科学事实是被发现的，它们都是被构造的。

　　总体而言，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不在于描述某一具体科学知识的发现，而在于用民族志的方法，通过对生产科学的现场和过程进行实地考察，探讨科学知识如何生成和存在。科学实验器材的选定、仪器所标记出的符号、科学家的权威、学科的研究方向等因素都对科学的认识过程、实验的结论产生影响。因此，科学的生产过程不再被认为是独立的，科学事实的产生同时受其他因素影响，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民族志方法应用的讨论

　　在上述案例中，拉图尔通过观察实验室中的分工、实验操作、论文出版等一系列流程，总结出一套“文学铭写”系统，得出科学知识和科学论文的产生都受到社会与人为因素影响的结论。不同于之前的宏观视角，其从微观视角入手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维护了社会建构论的主张，打破了对科学权威的固有印象，是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的典型应用。

　　然而，尽管科学社会学中的民族志方法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颖的视角，但仍遭到许多质疑。首先，民族志方法强调由人类学家进行观察和记录，这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察者自身文化倾向的影响。其次，实验室研究的情境和实验者的个人情感充满不确定性，这导致人类学家无法观察到稳定的信息。

　　虽然民族志方法受到了许多质疑，但其印证的社会建构理论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科学。随着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更多应用于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实验室研究也将推动科学社会学进一步发展。另外，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民族志的方法将在其他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