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即上古之书，是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及其汇编。今天所见文题俱在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的《康诰》等28篇、今本《逸周书》的《世俘》等59篇，以及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摄命》等十多篇。这些“尚书”中可信度较高的篇章，如《康诰》《世俘》《祭公》等，其形成多源于当时的献俘礼、封建礼和养老礼等礼仪。

　　《世俘》与献俘礼仪

　　《世俘》是今本《逸周书》第40篇，是学者公认的记事性质的西周文献。该篇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全过程，主要有：一月上旬，武王从宗周出发；二月下旬，周商牧野决战；整个三月，武王派兵遣将征伐商人属国；四月上中旬，武王向天祖社等神灵举行献俘典礼、与诸侯进行盟誓典礼、向四方宣告成为天下之君等史实。

　　《世俘》与献俘礼仪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世俘》的部分内容记载了献俘礼仪，例如，四月庚戌“武王乃废于纣失恶臣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县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辛亥“荐俘殷王鼎”；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其次，《世俘》的篇章结构是按照献俘礼仪安排的。据康王二十五年的小盂鼎记载，西周早期的献俘礼由告俘、献俘、赏赐三项仪节组成，献俘仪节之内又有讯酋、燎祭、饮至、禘祖、献俘玉等项仪注。《世俘》的内容与之一一对应。

　　一是《世俘》对于牧野之战的记述，重点不是经过，而是“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的结果，对于武王派兵遣将征伐商人属国的记述，重点也不是经过，而是“告以馘俘”的结果，最后又特地总计武王伐纣所俘获与征服的野兽、国族、人员的数量。这些内容实际上相当于献俘礼中的告俘仪节。二是《世俘》对四月庚戌到乙卯的武王告天、祭祖、进献人馘、封黜诸侯等活动的记述，相当于献俘礼中的献俘仪节。尤其在记载了献俘主要仪注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对二月甲子、戊辰“武王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的追述，与献俘仪节中献俘玉的仪注完全吻合，更加确定了《世俘》这一段文字与献俘礼的重心——献俘仪节的对应关系。三是《世俘》开头的一句话，“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曲折地反映了上天对武王的奖励，相当于献俘礼中的赏赐仪节。在第一个层次上，以献俘仪节为记述重点；在第二个层次上，以献俘礼仪为线索布局谋篇，都体现了《世俘》与献俘礼仪深度融合的基本状况。

　　《康诰》与封建礼仪

　　《康诰》是今文《尚书》的第16篇，是学者公认的记言性质的西周文献。该篇是周公摄政时为封建康叔而发布的诰命，由篇幅长短极不对称的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开头是“王若曰”，然后一连十五六个“王曰”或“又曰”，形成《康诰》的主体内容。第二部分的开头也是“王若曰”，然后只有十七个字，“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诰，女乃以殷民世享”，给人一种此为上文主体内容附缀之感，大意是：去吧，封！不要废弃虔敬的态度，庄重地听从我的诰命，（如此）你就会让殷民世世代代地贡献了。“勿替敬，典听朕诰，女乃以殷民世享”等14字，其变体既见于传世与出土文献《雒诰》（“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封许之命》（“汝亦惟淑章尔虑，祗敬尔猷，以永厚周邦，勿废朕命，经嗣世享”），也见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大盂鼎铭文（“若敬乃政，勿废朕命”）和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微栾鼎铭文（“其万年无疆，栾子子孙永宝用享”）。可见，这句话在西周时已演变成套话。

　　套话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往往产生于反复表演的典礼仪式中。由《封许之命》、大盂鼎具有的封建典礼性质来看，《康诰》中的这句话赖以产生的仪式，应当是封建康叔典礼的仪式。依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校以西周早期的宜侯夨簋、大盂鼎等所述西周封建仪式，封建康叔的典礼程序是：第一，周公发布命令、颁布政策；第二，赏赐康叔大路、少帛等物品；第三，赏赐土地，划定疆界，规定应尽义务；第四，赏赐殷民七族。《康诰》第二个“王若曰”中的“女乃以殷民世享”，就是紧接着封建康叔典礼中周公对康叔最后赏赐“殷民七族”一项仪节而来。这意味着：在《康诰》的两个“王若曰”领起的段落之间，省略了二至四项仪节；《康诰》的文本是由记录封建康叔典礼的原始档案节选而来。

　　《康诰》文本中有非常明显的档案痕迹，例如十五六个“王若曰”与“王曰”或“又曰”，就是史官记录周公现场讲话时，依据内容与语气的转变而特地写下的标记性文字。“王若曰”，即王如是说，意在强调下文都是实录，表现了史官的谨慎态度；反复出现的“王曰”或“又曰”，则显示了史官努力把握周公讲话节奏的工作方式。二者从侧面呈现了西周封建典礼的立体场景。

　　《祭公》与养老礼仪

　　《祭公》是今本《逸周书》的第60篇，是学者公认的言事兼记性质的西周文献。该篇记载了穆王向已是耄耋之年且重病在身的祭公征询意见的史实，其性质是记录国家耆宿嘉言懿行的惇史，其根源是养老礼仪。

　　《礼记·内则》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孔颖达云：“善言者，则惇史受之。《礼》有内外小史大史，无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择史之敦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郑玄）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4页）这是讲惇史得名的来历，阐述了惇史与养老礼的关系。就性质而言，所谓“惇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嘉言懿行录”（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5页）。

　　《祭公》的开头是穆王请求“公其告予懿德”，显然是“乞言”的行为，正文是祭公应穆王“乞言”而对王朝弊政进行的批评与忠告，最后是“王拜手稽首党言”，党言即美言、善言，是“乞言”之后的拜谢。这些都与《内则》所讲惇史的特征完全符合。

　　因为源于养老礼仪，所以《祭公》的文本结构是按照序礼、正礼、礼仪结束的程序来安排的。又因为穆王乞言与祭公忠告是由史官记录的，然后存档备查，所以正礼中穆王与祭公的对话，不是一对一的形式；而是分成两组，各自集中编排，使局部服务于整体，以保障叙述主线即礼仪程序的清晰。

　　《顾命》等篇与礼仪的关系

　　《世俘》《康诰》《祭公》分别源于献俘礼、封建礼、养老礼，可以确定无疑，这在“尚书”篇章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除此之外，《顾命》《摄命》《高宗肜日》《梓材》《多士》等篇也与礼仪有较大关系，大约有如下四种情形。

　　第一，记述对象是礼仪。例如《顾命》，该文记载了康王登基典礼，但目前还不能得到西周或相近时代类似材料的证明。这样的篇章与《世俘》一样，都是记事的性质，而礼仪却各有不同。

　　第二，脱胎于礼仪。例如《摄命》，该文以“王曰”“又曰”为线索记述长篇王命，最后交代王命发布的礼仪场合：“唯九月既望壬申，王在镐京，格于大室，即位。咸。士兼右伯摄，立在中廷，北向。王呼作册任册命伯摄。”这场典礼的性质是册命官职，与封建诸侯的典礼有较大可比性，为上文所述《康诰》节选自记录封建康叔典礼原始档案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再如《高宗肜日》，开头是“祖己……乃训于王曰”，性质显然是惇史，与《祭公》相同。再者，祖己的话源于发生了异象的祭祀典礼。那么，《高宗肜日》实际上是祭礼与养老礼相互结合而形成的篇章。

　　第三，与礼仪有渊源。例如《梓材》，该文由两篇讲话编辑合成而来，以“王启监”为界，前一部分是周公告诫康叔，后一部分是周公告诫成王。从诰命的角度看，它具有记言的性质，与《康诰》相同；从告诫的角度看，它具有惇史的特征，与《祭公》接近。再如《雒诰》，记述了周公与成王围绕成王亲政典礼而进行的对话，对话的节律由“拜手稽首”隔开，分别组编。核心部分的对话分作两组，各自集中编排，与《祭公》的体例相同。从对话角度看，具有记言的性质，与《康诰》近似；从成王向周公“拜手稽首诲言”看，具有惇史的特征，与《祭公》近似。再如《多士》《多方》，都是由周公前后两次讲话编辑合成而来，从体例角度看，与《梓材》相同；从诰命性质角度看，与《康诰》近似；从发布时间角度看，二者的后一个“王若曰”领起部分，可能与《雒诰》中的“公曰：……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有连带关系。其中的“仪”，应当是成王的亲政典礼仪式。那么，《多士》《多方》的形成或许具有《雒诰》所载这次典礼仪式的背景。

　　第四，文本中有部分礼仪的内容。例如《洪范》，该文相传是箕子献给武王的治国大法，共有九章，其中的“五事”章，即“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讲的是礼容，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木羊册册”及传说中的“夏”“颛顼”等朝代或人物的礼容之义一脉相承。另外，《尧典》《皋陶谟》《吕刑》《厚父》等篇章中有一些惇史的材料，虽然不具备《祭公》的典型特征，但也折射了一定的养老礼仪，或养老文化传统。

　　以上所论《世俘》《康诰》《祭公》《顾命》等篇章与礼仪的关系，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如果去粗取精、舍微用宏，从总体上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尚书”篇章的形成源于各种典礼仪式。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