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办的“文明起源研究相关问题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对话，促进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会议由历史学部主任王巍研究员主持，十余家科研单位和高校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一些重要都邑性遗址发掘的主持人汇报了凌家滩、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芦山峁等遗址的考古发现情况。与会学者围绕这些重要发现展开了交流，并就“夏代之前都邑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文明的内涵和定义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华文明的特质”等主要议题进行讨论。

　　围绕中心性遗址展开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研究员率先就良渚遗址在池中寺地点发现的近20万斤粮食遗存的不同产地来源发问，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斌予以回答：同位素的分析仅能说明其产地不同，很难确定具体来源地点。王巍询问了石峁遗址出土的骨针是否集中在某个区域、是否与建筑基址有密切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回答说，骨针大多发现在皇城台东护墙外侧的“弃置堆积”中，来源可能是皇城台台顶上的某一制骨作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易建平注意到几个遗址报告中多处提及“宫城”“王族墓地”等措辞，他提问：“宫”指的是什么，如何知道墓主是“王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以陶寺为例，认为“宫”是高等级的人居住的高等级建筑群，这些建筑群应该是有不同功能区分的，或政治性，或用于居住（例如后寝），或用于祭祀，只是目前还难以断定；关于“王族墓地”，在陶寺遗址呈现出来的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家族墓地，而且墓地进行了分区，大型墓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所以被称为“王族墓地”。易建平随即表示，在埃及与两河流域，考古、民族学资料表明有两种重要建筑：一是公共建筑，二是王城或王宫。从西亚来看，真正的宫城出现比较晚，最早的重要建筑是神庙或避难所，二里头有些“宫殿”可能是公共建筑而非王居宫殿。易建平还认为，相关研究中忽略了最重要的“人口问题”。与会的考古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考古学在研究中恰恰最重视人口问题。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李禹阶认为，动员能力是一个早期国家或古国形成的要素。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就良渚、石峁、陶寺等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提出：一个遗址延续几百年，究竟是哪个时期进入了文明社会？目前，其年代和内涵还没有说清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新慧依据良渚、陶寺、石峁遗址中出现的大型祭坛，肯定了祭祀权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王巍表示，历史学者的关注点很值得重视，考古学者也希望对遗址进行更加全面的解释。

　　文明起源引发热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西云认为，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联系起来理解”。苏秉琦提出中国国家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论证的希腊、罗马、德意志三阶段和雅典、罗马、德意志三模式之间存在联系。余西云认为，如果说苏秉琦提出的“古国”等概念还不尽完美，那么完全可以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提出更合理的概念，在创新认识的基础上创新理论。

　　王震中以良渚为例，认为以都城为核心、控制一定范围的政权就是一个国家，并称之为“邦国”。如果要给它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恩格斯提出的两个标志：按地区划分国民、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这与现代欧美人类学家的概念是一致的；早期中国是保留了血缘关系的国家，政权与血缘相结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勇强调学科对话的重要性，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考古学者需要依据大量考古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宏观研究和理论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认为，文明起源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并就文明起源的内联性与外联性、文明起源的表象与特征、文明起源的地位与影响发表了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指出，考古学者并非不重视理论，考古学本身的研究既有考古学的也有人类学的，但在研究实践中不能简单地套用某些理论与概念。

　　刘斌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目标是一致的，要从考古材料出发，归纳、总结和描绘夏以前的历史，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态与发展规律。良渚文化的陶器、石器、玉器，特别是代表信仰的神徽，在太湖流域高度一致，这就是考古学所反映的文化共同体，是良渚古国的基础。良渚文化发明的玉琮等礼器，之后传播到了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这种传播和传承，反映了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伟民总结了前述几个遗址的特点，认为上述遗址重要的考古成果表明，有些遗址显然不是一般的原始部落社会，而是较为复杂的分层社会，当时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已经到来。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民族志材料、科学分析检测的材料，都是构成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建议在此基础上取得理论与方法的突破，研究远古中国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贡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重点强调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广泛研究还很短暂，相关研究和理论建设才刚刚开始。就苏秉琦提出的“古国”等概念，赵辉认为不必纠结于概念本身，重要的是苏秉琦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中国不同地方可能存在不同的“道路”这两大思路。第二，考古学界在很短时间里已经取得重要发现，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思考，并借鉴了国外学术界的理论。但需要用中国的考古材料检验并修正这些理论，把中国的材料进行梳理，与国外进行比较，从而提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弛认为，在以传统文献为核心的古史、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史前考古三个话语系统中，前两者自带光环，但也有一定局限性。这正是史前考古学提出己见的理由，然而在短期内予以清晰解释是不现实的。古史话语系统和社会人类学理论关切的几乎一切指标，目前还都无法得到史前考古的确切证据，需要假以时日。

　　注重中外文明起源的对比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戴向明回顾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历程，认为文明探源实际上是对社会复杂化发展过程的探讨。在史前末期，良渚、陶寺、石峁等“超级聚落”与凌家滩、东山村、西坡、大地湾等较小的中心聚落相比，无论其遗址的规模还是聚落的复杂程度，都有很大差别，反映了各地区从早到晚社会形态的变化。前者应该代表着早期国家的形成，后者则属于前国家区域政体。至于后者应称为“酋邦”还是“古国”，并无根本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健从世界不同文明研究的角度认为，构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话语体系需要借鉴世界其他文明研究的“他山之石”。中国史前时代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乌鲁克时代大体相对应，即大约公元前4500—前2900年。在乌鲁克文化发展阶段，城市开始出现。但与中国不同，神庙是乌鲁克城市的宗教中心、政治中心、产品交换中心，王宫大约比神庙出现的时间晚2000年左右。刘健赞同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一看法，并以古代西亚楔形文字的起源为例进行了解释。最早的文字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出现，是临时性的收支记录，用于保存的文献则是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才真正出现。她还认为，中国的玉器文化是一个不同的重要突破点，玉器与礼制的关系可以为国际文明起源研究提供新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同中外文明起源的比较，强调从考古材料的客观实际出发，对旧理论和旧概念予以完善，适当地提出新理论与新概念。同时，他也指出，要形成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可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理论，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过程。另外，考古文化分布的范围与实际控制的范围未必一致。陶寺文化分布在临汾盆地，但作为一个国家，陶寺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控制了芦山峁遗址，向西可能到甘肃和青海，向东甚至可能到豫东。古史传说的背后应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不能轻易弃之不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人口问题研究是中外合作的重点之一，山东大学围绕两城镇遗址的调查都涉及人口问题。关于“酋邦”理论，参与两城镇遗址调查的加里·费曼教授是从事“酋邦”研究的大家，参与伊洛河调查的华翰维是早期国家研究的奠基者。我们正是在了解“酋邦”等理论之后，才越发认识到中国学者需要提出自己的概念。

　　王巍在会议总结中认为，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包括考古学与历史学在内的多学科研究，要从中国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出发，厘清各个区域的文明起源、交流互动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文明化进程。同时，也要注重中国文明化进程在世界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从而概括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兼顾世界其他区域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