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其后的断代史研究，先秦史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流传至今的材料较少。尽管近些年出土了一批先秦文献，例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和部分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等，但史料匮乏的局面仍然没有根本改观。这就使得先秦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也为创立各种学术主张、由已知探求未知提供了条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怀通在其专著《〈尚书〉新研》（中华书局2021年版）中，提出了“‘尚书’源于礼仪”说，可以说是不断延续的学术链条中的一个新环节。

　　“‘尚书’源于礼仪”说将“尚书”即《尚书》《逸周书》和清华简“书”篇，分为记言、记事、纲领、稽古四种类型，认为《世俘》是按照西周早期的献俘典礼仪节来安排篇章结构；《康诰》节选自记录封建康叔典礼的原始档案；《祭公》《高宗肜日》是惇史，《尧典》中有惇史，而惇史产生于源远流长的养老礼；《召诰》《洛诰》中出现在正礼内的周公与召公的对话、周公与成王的对话，原本是一对一的形式，现在以人物为中心各自集中编排，是原始档案的形态；《梓材》《多士》《多方》都是由周公发布的性质相近的两篇诰命编联合成；《洪范》的“五事”章之“貌、言、视、听、思”，其性质是各类典礼中行礼者应该努力展现的礼容。

　　《尚书》与礼仪有较大关系，古今学者都有论述，但大多从“六经”总体着眼，例如东汉班固说：“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仅有少数学者专论《尚书》，例如清末民国的曹元弼说：“《书》者，圣人以礼治天下之实政也。”前者指出“六经”的根本是礼乐，后者强调《尚书》的内容是礼仪，而礼仪的性质是行为规则。二者看重的都是《尚书》的教化功能，与“‘尚书’源于礼仪”即“书”篇脱胎于礼仪名同实异。当代学者以这些论述为基础，倡导“六经皆礼”。至于《尚书》篇章与礼仪关系的论述，往往只是将相关记载与一些典礼作简单类比，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不够真切。张怀通提出的“‘尚书’源于礼仪”说跳出了儒家经学范围，从上古文化生态的整体环境中探求“尚书”的形成问题，在《尚书》《逸周书》和清华简“书”篇的互相对照中，将《康诰》诸篇与封建礼、册命礼、献俘礼、养老礼等礼仪的内在联系解释清楚，从而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张怀通多年来致力于“尚书”研究，先后发表《小盂鼎与〈世俘〉新证》（《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商周礼容考论》（《古代文明》2016年第2期）、《大盂鼎与〈康诰〉体例》（朱凤瀚主编：《青铜器与金文》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大克鼎与〈多方〉体例研究》（王志东主编：《东夷文化论丛》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尧典〉中的惇史》（侯慧明主编：《晋学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等专题论文，并出版了专著《〈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版），从而为他在《〈尚书〉新研》一书中提出“‘尚书’源于礼仪”说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怀通的“尚书”研究，采取了多学科互相交叉、综合运用的方法。首先，将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篇章参校对读。“尚书”作为虞夏商周的政治文献，其同时代的材料就是甲骨文和金文。因此，甲骨文和金文中蕴含了能够解开“尚书”篇章形成方式的钥匙。例如小臣墙刻辞，不仅证明商代末期有程序完整、仪式繁复的献俘礼，而且证明商代末期可以条理清晰地记叙重大事件，形成较为完备的典册。再如盠方彝，不仅证明《祭公》《召诰》《洛诰》中的对话形式是西周文献的原初体例，而且证明这些文献对于相关典礼的记叙是按照礼仪节奏一段一段地逐步进行的。其次，借鉴了口头诗学、文化人类学的新成果。自战国两汉以来，学者都认为《康诰》是封建康叔的诰命，但近代史学产生后，这个主张需要经过实证才能成立。张怀通从文化人类学的套语与仪式紧密相连这一观点出发，广泛搜集、整理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相同或类似的语句，证明《康诰》第二个“王若曰”领起的一段话是套语，而这个套语与西周封建典礼的最后一个仪节“授民”相连，进而证明整篇《康诰》都是封建康叔的诰命。如此一来，就把《康诰》与封建典礼的关系完全坐实了。

　　既然证明了《康诰》等篇章源于献俘、封建等典礼，也就为探讨《尧典》《皋陶谟》等篇的形成以及所载古史的来源奠定了基础。《尧典》《皋陶谟》等篇虽名为虞夏书，但其形成却在战国时代。那么，其作者据以编纂的材料来自哪里呢？张怀通认为惇史是来源之一。他以养老礼为线索，从《尧典》《皋陶谟》中辨析出产生于养老礼的惇史资料。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将证明古史系统真伪的问题转换为证明记载古史的材料是否有其渊源的问题，使得研究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用礼制将虞夏商周的历史贯穿起来，为探索传说时代的历史、重建上古史体系，开启了一条新思路。

　　2020年底刊布的清华简《四告》，形成于周公、伯禽、穆王、召伯祭祀皋陶和宾任等神灵的典礼，而且由其中的第一部分可知，《立政》是周公在祭祀皋陶典礼上的讲话。这表明“‘尚书’源于礼仪”说能够经受住史料的检验。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新时代命题的不断提出，“‘尚书’源于礼仪”说的今后发展或可大有作为。

　　毋庸讳言，该书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对于《尧典》等虞夏书的研究还较为薄弱，目前探讨的只是其中的养老礼，其他礼制也应该抉发。第二，吸收古文字学成果时，要注意最新的研究进展。如第二章第三节中对“鬲”字的考证，没能将“鬲”与“赞”进行仔细分辨。第三，有的地方未能将考古材料置放于考古出土情境之中。如《世俘》记录的是献俘典礼，能否与丰镐、周原考古中发现的一些高等级祭祀遗存对读？第四，对国外学者研究《尚书》的成果缺少关注，如瑞典学者高本汉、美国学者艾兰、日本学者桥本增吉，以及近年美欧学者柯马丁、麦笛等的《尚书》研究，都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应该充分吸收到《尚书》新研究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