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丰富了人们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并就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达成了共识。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可见，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

　　2022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厘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和根本方法。西辽河流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在探究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西辽河文明有其特殊意义。

　　西辽河文明的源起

　　对西辽河早期文明的探究，几乎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自中国考古学创立之时起，国内外学者就密切关注红山文化，由此开启了早期西辽河文明的考古学探索阶段。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文明研究考古学著述颇丰，例如，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郭大顺的《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赵宾福的《东北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田广林的《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祥的《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征》（《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1期）等。

　　西辽河流域的人类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渐渐萌芽，人类开始定居、建筑房屋、发明陶器、饲养家畜、加工石器和玉器、创立早期宗教礼仪。这些文明因素的积累，加快了迈向复杂社会的脚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证明：距今5800年左右，在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社会文化发展比较先进地区，已经进入早期文明（复杂）社会。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学的认识曾经有过偏差，表现为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而贬低了北方古文化，辽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则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这里可谓“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各民族的共同家园

　　对于西辽河流域历史的研究，传统上多集中于辽金元时期的政治史和历史地理领域。例如，林荣贵的《辽朝经营和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注意到辽朝对西辽河流域的开发；任爱君的《辽代的契丹本土风貌》（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主要涉及了西辽河流域契丹本土的历史；韩茂莉的《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三联书店2006年版）探讨了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的经济活动从以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的转变，揭示了农业开垦与环境变迁的互动特征。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以满蒙联姻为主线，时间从清朝入关之前一直延续到清末，涉及清皇室联姻的各蒙古部落，探究了联姻对清朝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及边疆治理的影响、联姻对民族融合的重要意义。

　　对于历史上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问题，张博泉在《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汉族置于一个整体内的同等地位，从共同发展和共同意识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入手，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最先提出“中华一体论”。费孝通明确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并把内蒙古农牧业交错地带和东三省交汇区（包括西辽河流域）称为“民族走廊”（《费孝通学术简述》，《文献》1981年第3期）。

　　西辽河流域一直繁衍生息着诸多民族，如汉、匈奴、东胡、鲜卑、契丹、奚族、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活跃在西辽河周边。西辽河流域是各民族的共同家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西辽河，共同发展了西辽河文明，也开启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认同。

　　各民族之间频繁互动

　　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的关系。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辽宋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非常精辟地论述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主流内涵以及域外对中华各民族政权的一体观。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辽宋夏金元等政权的“中国”认同。例如，赵永春的《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和《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浦江的《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罗炳良的《炎黄文化传统与辽夏金元的历史认同观念》（《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3期）等论著，充分论述了对峙政权对“中国”历史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关系。

　　917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在西辽河流域建立了辽王朝。当时，中国呈现多政权并立的局面，辽王朝在与北宋王朝的对峙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一直以“中华正统”自居。这样，就打破了此前以长城为界、“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把“中华”的地域扩展到长城以外。这一理念为后来的金、元王朝所继承，进一步加强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认同。

　　明代中期，嫩科尔沁部蒙古人来到西辽河流域，从此这里有了科尔沁草原这一名称。在清王朝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满蒙联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清皇室与科尔沁蒙古部的联姻是满蒙联盟的重要内容。西辽河流域各民族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最终形成，清王朝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收官之作。西辽河流域的科尔沁部落全程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并发挥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

　　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要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团结进步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进步之本。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和模范自治区，深入开展西辽河文明研究，可以为学术界系统讨论西辽河文明社会复杂化进程、社会组织结构、区域文明起源特征等提供一定的学术材料支撑；深入探讨西辽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进一步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的“西辽河元素”，丰富并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和现实参考。对西辽河流域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彼此密不可分，进而描绘出一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画卷。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重大委托专项“西辽河文明研究”（S20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