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阶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澳门科技大学访问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重庆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国社会史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人类学。目前重点从事长江中上游考古与多学科研究，特别注重运用考古材料与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等进行多学科研究，包括长江中上游地区国家起源、文明进程、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政统与道统：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与思维方式论集：中国文化的“共生”精神》《中国古代外戚政治》，主编有《中国经学史》《秦汉社会控制思想史》《重庆移民史》等。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明是相较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以及古希腊、罗马等文明形态的一个例外，以至于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有着不同认知。例如，美国学者卢西恩· W.派伊（Lucian W. Pye）就认为，“中国不只是民族家园中的又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种看法既显示出这些西方学者对于古代中国文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模糊认知，也显示了古代中国文明、国家、民族在历史演进道路上的独特性。

　　中国文明在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上具有三位一体的特征，这种特征来源于中国特殊的生业环境与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史前文明起源就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共同特质，这就是以祖先神崇拜为信仰模式，具备血缘性、内聚性、分散性等特征的社会组织及精神传统。在以祖先神为主神的信仰系统中，信仰主神仅是整个聚落群团或“古城”“古国”里最高层级部族的先公、先祖，它主要是为了护佑其子孙的福祉及地上的世袭王权，故它是一种向世俗化方向演进的原始信仰。同时，祖先神信仰使最高神祇的权威范围只能局限在聚落群团或“古城”“古国”等政治共同体权力所及的界域。它大多表现为人（祖先）的神格化而非自然神祇的人格化，因此它有着超越世俗、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政治文化与宗教精神的特征。它保证了史前血缘组织长盛不衰及人文精神的入世性，并使其功能主要是服务于形而下的王权需求，由此遏制了原始宗教从超功利、形而上的自然神祇上升为宇宙统一神。这些特征构成早期中国的文明特质，即在农业生业基础上所形成的早期先民的文化认同、族群（民族）认同、政治体（聚落群、早期国家）认同及其一致性。

　　在古代中国，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性载体，具有重要价值与强大作用。例如，中国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夏”“夷”族类与政治文化意识，主要就是以其时的生业形态以及相应的文化认同划分的。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夏”，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体现。而在几千年中国文明演进中，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常常空前一致。例如，春秋时代，主题交叉点的坐标是“尊王攘夷”，“尊王攘夷”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政治、民族、文化这个大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其后历经数千年，尽管有着诸多大一统或分裂的朝代，但是中国文明始终保持持续发展的演进历程。这种演进历程与中国古代文明表现出的开放、兼容、内聚的特点有关。它包括了：（1）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开放性与互融性；（2）在民族、种族上的兼容性；（3）政治国家对民族、民众的安全性义务等。它使中国古代的每一次民族冲突，往往导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民族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并导致更强大、广阔的统一帝国和民族共同体的出现。这种文明特质影响到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深层文化价值结构。例如在近代，人们就往往将“救亡”（民族、文化）、“救国”（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使“救亡”与“救国”成为时代高潮，成为激励人心的两大主题。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正是这种特质的表现。儒家思想把民族（强调华夏民族的凝聚）、国家（大一统下的集权政治与御辱职责）、文化（世俗性、血缘性、礼法性等）的诸种内涵融合在一起，形成适应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内圣外王”与礼制社会，而这种礼制是以为道德立法的形式出现的。它包括了道德原则、价值尺度、礼仪立法、伦理引向等诸多方面，并构成儒家思想体系的基本内涵。它使古代中国文化既具有内向、含蓄、收敛、保守的特点，也有兼容并包、“中庸”“和合”、生生不息、朴实坚韧的质朴、开放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成为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思想主流，并加强了中华文明在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上的一致性。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世界文明及经济秩序在进入新世纪时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它表现为在一些非西方国家、民族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中显得无所适从，常常堕入文明失衡的陷阱，并由此产生文化的矛盾与文明的冲突。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也面临着一个新、旧过渡的阶段，但是中华文明固有的特征则使中国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加速发展。它表现为：（1）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使中国人易于克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不适；（2）中华民族的兼容性使中国人易于跨越宗教与种族的沟壑；（3）务实致用的入世精神使中国人普遍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4）国家在文明大变局中具有强大的后盾作用；（5）中华文明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能够产生出巨大的活力。它使中华文明的底色在全球化进程中鲜明展现，使中国文明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发展中相得益彰，而没有表现出彷徨、矛盾的群体社会心理，也没有出现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它使中国在当代复兴进程中，根据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而走上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崛起中展现出极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