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研究殷商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资料。甲骨文例是甲骨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早在甲骨文研究之初就备受学界关注。但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很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大型甲骨文著录书的相继出版，甲骨文例研究得以逐渐深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中多见整版龟腹甲，加上近年来甲骨缀合成果层出不穷，为包括甲骨文例在内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何会博士所著《殷墟王卜辞龟腹甲文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即为甲骨文例研究的优秀成果之一。

 

　　该书主要着眼于甲骨的不同材质，重点探讨以龟腹甲为刻写载体的各类组王卜辞的行款走向、版面布局、占卜次第、首刻卜辞等诸特征，系统地描绘出不同类组王卜辞龟腹甲文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趋向，并总结了文例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粗读一遍，便知作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得比较清晰，在此基础上，又能不拘成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创新之处，择其要者，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上的突破。龟腹甲形态特征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文例特征的多样性，该书从龟腹甲形态入手，将腹甲分为三种类型（整版而用者、分上下两部分而用者、分上中下三部分而用者）加以考察，尤其是在讨论第三种类型的腹甲时，突破了以往按腹甲天然纹路划分腹甲部位研究文例的方法，而是将腹甲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加以研究，更为契合殷人用龟的实际，便于发现和总结文例特征与规律。

 

　　第二，甲骨分期分类理论的指导。随着甲骨文分期分类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不同类组的卜辞不仅在字体、语法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文例方面也不例外。因此，以分期分类理论为指导，对文例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与研究，已成为迫切需要。事实证明，这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取得的一些新认识便得益于此。例如，早期卜辞文例无论在版面布局上还是在行款走向上多富于变化；而晚期卜辞文例则渐趋齐整匀称，文例总体上呈“由繁至简”的演变趋向。

 

　　第三，初次引入“首刻卜辞”概念。这一概念是我国台湾学者林宏明在《小屯南地甲骨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的，但主要涉及的是骨文例。何会博士则在《殷墟王卜辞龟腹甲文例研究》一书中，将“首刻卜辞”这一概念引入对腹甲文例的讨论，从而打破了传统意识上释读卜辞要么“自上而下”要么“自下而上”的误区。该书认为，早期腹甲首次启用部位比较灵活，既可以在腹甲上部，也可以在腹甲下部，更有些是在腹甲中部；晚期则渐趋统一，主要是以腹甲下部为主。这一结论使我们对整版卜辞的通读次序有了更直观、更鲜活的认识。

 

　　该书不仅十分关注对现象的揭示和对规律的把握，而且注重对这些现象和规律背后深层原因的探析。例如，该书认为卜甲上纵横俯仰的卜兆是解开复杂多变的文例现象成因之谜的一把钥匙，不同类组腹甲上卜辞行款与布局特征的差异，往往受卜兆数量、排列方式和所占范围大小等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主要是由当时的卜法体系和占卜制度所决定的。这一点对卜骨文例同样适用。同时，何会博士还注意到，尽管卜骨文例与卜甲文例在表面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本质上却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早期卜骨上的“相间刻辞”“边面连读”“首扇对贞”与卜甲上的“上下对贞”“斜向对贞”“三角对贞” 等复杂文例现象，实际上与早期“先疏后密，每次承用前辞之余位，后刻之辞跨于先刻者之上”的卜用习惯不无关系。

 

　　通晓甲骨文例，不仅有助于通读卜辞、缀合残片、补足残辞、考释文字，而且对解读商代的占卜制度、祭祀礼仪、宗教思想等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大有裨益。何会博士对甲骨文例作用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她在该书结尾结合实践经验，重点讨论了甲骨文例研究的作用，尤其是在缀合甲骨和校勘释文两个方面的作用。该书利用文例特征缀合龟腹甲近60组。例如，将《合集》18792、18795、13377和《合补》2294这四片碎甲缀合到一起，得到了一组非常重要的气象和灾异记录，为研究商代社会状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新资料。该书还校勘纠正了一批在释读方面存在讹误的卜辞，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新资料。

 

　　该书中也有极个别疏漏之处。例如，第62页中的《合集》902、1901、2498后，均脱一“正”字；第286页例8a、第287页8d“贞”字后，均脱一冒号。此外，殷墟卜辞有王卜辞与非王卜辞之分，二者在字体风格、行款走向、版面布局等方面应该也存在差异，但该书未能对非王卜辞的相关材料进行整理。今后，如果有机会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将有利于推动商代卜法体系、宗法制度及家族形态等方面的研究，这是我们期待的事情。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