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9日，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隋唐五代的中原与四方’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开封市举行。与会学者通过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议题的探讨，展现了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第一，政治史研究走向精细化。与会学者基于对唐代政治制度运作细节的考察，对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传统习见提出了新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分析了唐朝王言制度，认为作为王言的诏敕是朝廷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非皇帝个人的意志，把古代皇权仅仅理解为皇帝个人的权力是片面的。

　　对于唐宣宗与唐武宗两朝政策的变化，宋人往往将“务反会昌之政”视作宣宗大中朝施政的主要特征。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军分析认为，宣宗虽然对会昌年间的政策有所改易，但并没有达到“务反”的程度，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推进了武宗未及完成的一些筹划。

　　针对唐朝“两税法”推行前后色役的变化，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吴树国认为，唐后期色役制得到一定程度的承续。但两税三分后，对役的控制权由中央向地方下移，色役在地方的实际运行催生了色役制的转向，最终为宋代职役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相关的政治、社会、军事与边疆问题是唐史研究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从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分析了隋代的社会经济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注意到，安史之乱在打破唐朝政治结构之后，也对社会结构造成了剧烈破坏，其中一个突出趋势就是地域之间的分隔与社会阶层的地域化倾向。这在河朔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幽州镇在唐后期出现了特有的军镇员属本土化现象。

　　新碑志资料的发现和整理，使以往政治史领域关注较少的话题得以深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文玉利用新发现的碑志资料，对五代时期镇将群体的结构、管辖区域、职权变化以及镇的职官体系、镇将的地位等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琴丽结合出土文物和传统文献，考察了唐代德政碑的形制，认为作为表彰治绩的唐代德政碑有着独特规范和较强的地域性特征。

　　第二，空间联系与文化融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认为，隋唐运河对传统中国文化核心区域的关中、中原而言，隐含着东南运河通江达海，并由此沟通新世界的意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耿元骊也注意到，“中原”和“江南”两个核心词汇在唐代以后，就并驾齐驱成为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的代表性概念。而对于江南融入中华文化所经历的演变历程，需要进行翔实描述和分析。

　　一些重大历史事变也带来政治格局与空间意义的微妙变化。自古以来，洛阳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都极为重要，有唐一代曾有东都、东京等称谓。然而，在新出土的安禄山统治时期的政治中心洛阳地区却发现了传世文献中不曾记载的洛阳“中都”称谓。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毛阳光认为，洛阳在这一时期的改称具有特别的政治意味。

　　中原与中亚世界的交往趋向频繁，不仅反映于文献中，也在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遗迹中得到体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瑾认为，河南隋唐墓中的披袍形象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大一统文化演进过程中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有关西域的大量文献记载因为时代变迁，已很难查考。比如对《大唐西域记》中所提到的“漕矩吒国”，学界争议颇多。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培红考证认为，该国即为《隋书》《北史》的《西域传》中所载的“漕国”，为隋代粟特成员国，其宗主国为康国，反映了隋代中亚世界的形势异动与民族迁徙等情况。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安福认为，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影响力与成功经营西域和高度重视欧亚文明交汇之地西天山廊道的信息情报密切相关，从中央到西域地方构建起了多元、立体的信息传播网络，以此制定出适宜的西域治理策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拜根兴基于国内已发现的石刻碑铭、墓志等史料，探讨唐五代时期与新罗交往过程中的不同样貌和时代特征。地方政权割据形态下的五代十国交通史是各断代交通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胡耀飞利用相关史料对五代十国时期的陆路交通、内河航运、海上交通等进行了系统考证。

　　第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理论相结合。书法文化在唐代达到兴盛，不仅涌现出许多书法名家，而且形成了不少书法世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介永强认为，书法世家在唐代的形成，既与毛笔手工书写的时代大背景休戚相关，也与唐代尚好书法的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书法是唐代士族普遍重视的家学，以唐前期最为繁盛，至唐代中后期，门风废替，家学零落，书法世家也就渐渐衰落了。学界普遍认为，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主要场所，起源于唐中后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贾发义进一步考证认为，唐中期兴起的书院具有的藏书与讲学功能，发挥了独特的文化传播作用，进而促进了宋代儒学的发展和理论性的提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剑光则从医疗史视角考察唐五代生活风貌。他注意到，这一时期城市民众基本上形成了“有病就医服药”的观念，这既与当时政府和士大夫的大力提倡有关，也与城市内的药材销售方便和药材炼制技术的提高有关，反映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隋唐五代史在我国断代史研究中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并不断走向繁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玉峰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近代历史学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外学界超越传统史学，注重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发展进程，开始把唐代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此实现对唐代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揭示。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和新资料的发现，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论题。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谷更有认为，综合现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来看，都有理论引领、史料全面、论证扎实、结论信实的优点，基本能反映每个阶段基层治理领域的最高水平，但专精多于通约，断代有余而通史不足。因此，亟须加强着眼于制度和运行机制变迁的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研究的通史性研究。老一辈学人在贯通断代史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承文认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吴宗国对中古社会变迁和隋唐史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贯通性认识，体现了老一辈史学家深刻的理论思考。一方面，要用发展变化和相互联系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另一方面，要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总体来把握历史的发展。

　　在论坛总结环节，与会学者认为，未来隋唐五代史研究需要从细节、微观、具体的研究入手，并与宏观理论思考相结合，为不断深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出持续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