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时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推进话语创新。从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来看，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的基本定向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中国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
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新时代
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现代化建设三重历史叙事中定位新时代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近代中国的命运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运。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意味着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超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一特定的历史性实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绝不是一种偶然选择，而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历史选择。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社会思潮不可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各种虚假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亦复如是。毛泽东曾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飞跃。
就基本性质而言，新时代的富强绝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指明了方向。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新时代以来，中国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用铁一般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证明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历史观”依然具有真理性。
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社会理论，一种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现代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为广大亚非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实践启示，证明了唯物史观作为社会解放理论的真理性，那么同样可以说，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获得民族解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证明了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唯物史观的复兴。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的历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经历了从教科书体系改革到实践唯物主义兴起的过程，走出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的困境，要求回到历史唯物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实践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全新论断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热议的话题。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带来了对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全新理解，催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人学等全新论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也在实践层面激发了改革开放的探索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引发了诸多争论。比如，这个判断的文本支撑是否充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确说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句话突出了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质，强调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但并非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面临如何处理实践范畴与物质范畴的关系问题。实践是一个本体论范畴，还是一个思维方式概念？实践唯物主义突出了主体性，但在现实性上，任何主体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无限膨胀的主体性是否意味着自我毁灭？
在诸多论争中，最核心的论题是如何处理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争论不休之际，学界主张将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精神、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整合起来。整合的中介是历史范畴。历史无非是人的有目的活动之展开，这种有目的的活动是实践。实践过程中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统一是辩证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还是世界观。新的世界观不仅将历史看作解释的对象，而且看作解释的原则。走出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的困境，意味着还原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含义，重新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属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
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是思想史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经典文本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研究路径的共同指向。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关键领域是历史，是以历史范畴重新理解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马克思超越唯心主义的地方同样集中表现在重释黑格尔的历史性原则。历史不再是思辨的无人身的历史，不再是绝对精神异化和异化之扬弃的历史，而是人的感性的、现实的生活的不断生成；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也不是断裂的，而是一个不断揭示历史之谜的过程，不断阐发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特殊发展规律的过程。
从基础理论研究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和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主旨不在于解释世界，不在于简单颠倒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也不在于简单破除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保留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在于从实践角度揭示历史的生成，从历史角度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这种新的本体论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也没有简单地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二元对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二元对立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跳出了这个争论，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给出了科学的回答。无论是从哲学观，还是从本体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学界主流的表达。
从经典文本阐释的角度来看，“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回到整体的马克思”等代表性观点虽然存在着内部差异，但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上构成了学界的共识。这一点直接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强调基于中国立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出场语境，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种研究范式中，辩证法讨论的是中国道路的辩证运动，因而内蕴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属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辩证分析。无论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还是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关系的阐发，抑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等都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话语创新的时代指向
新时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趋势，紧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话题，坚持问题导向，在经典诠释中返本开新，在现实问题观照中激活创新，在总结实践经验中综合创新。
守正才能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诠释中国道路不能停留在唯物史观的传统话语中，不能停留在作为普遍规律的唯物史观上，而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来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须臾离不开具体化运用。无论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政论性文章，还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抑或是晚期人类学著作都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表现。阐释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特殊性、整体性等成为学界的主导话语。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要求我们摆脱主观反思，回到社会现实，揭示具体社会的辩证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并不是分离的，两者具有同质性。
现实问题激活话语创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含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说，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打开了唯物史观的政治伦理维度。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公平观、正义观、法治观、民主观等，马克思讨论这些问题的进路与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论路向有没有差别？在对“塔克—伍德命题”的回应中，在对唯物史观是否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论争中，学界认为，唯物史观的政治伦理维度表现为一方面从资本逻辑批判角度澄清了资本主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另一方面指出了超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质法治观”“超越正义论”等。
中国实践催生话语创新。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说，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形成了超越资本逻辑的新文明类型。马克思在理论上澄清了资本逻辑的前提，划定了资本逻辑的界限。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上既积极发挥资本的文明效应，又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走出了驾驭资本逻辑的现实道路。总结这一新鲜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界在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讨论了私有资本批判与公有资本建构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关系、超越资本逻辑的劳动原则、生态逻辑、政党逻辑等新话题。新文明类型并不意味着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成新的对抗或冲突，而是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实践创新引领着唯物史观的话语创新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资料整理及研究”(21&ZD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