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半岛隔渤海、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是中国历史上与海外交往的东方门户，也是古代史上著名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都可以看出，山东半岛的居民是最早走出海外的中国人，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对海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周初年，箕子率五千封地民众迁徙到朝鲜，是文献记载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箕子名须臾，是商朝贵族，被封于箕地（今山东莱州、龙口一带），他因为反对商纣王暴政而被囚禁。周武王灭商，释放箕子出狱，箕子不愿在周为官，率其封地民众五千人从山东半岛北部渡过渤海至辽东半岛，又辗转进入朝鲜北部，建立了古朝鲜国，周武王封其为朝鲜国王。箕子在朝鲜，教民以耕作、礼仪、法治，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为当地文明进化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撰写“箕子碑”，赞誉箕子在朝鲜有“化及民”之功。

　　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及其沿海已初步形成中日朝居民早期交往的通道。20世纪，在朝鲜西海岸及日本九州地区发现数百件青铜器，其中的铜钟被日本考古学家考证为来自齐国的“纪侯钟”，为齐国田氏十钟之一。类似的青铜器物，沿朝鲜西海岸的庆尚南北道到日本的对马岛、博多湾、北九州等地多有发现，很显然是中日朝沿海居民沿这条海上交通线相互交往所遗留的器物。文献记载，齐国给周天子的贡品有“斥山之文皮”，这里的文皮，是来自朝鲜的虎豹等兽皮，斥山（亦称赤山）是今荣成市石岛镇，是早期齐国商人与来自朝鲜的商人交易之处，这也是史籍记载最早的海外贸易地之一。

　　秦汉时期，是自山东沿海经辽东沿海，再沿朝鲜西海岸南下，渡过对马海峡到日本九州，再沿濑户内海进入日本腹地的这条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时期。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事件。徐福是一位长期活动在山东沿海一带的方士，他利用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的心理，以到海外求仙为名，赢得秦始皇信任，为其准备了远走海外所必需的人员和物资，然后扬帆东渡，沿着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到了朝鲜半岛南部与日本列岛。徐福东渡为秦末汉初躲避苛政和战乱的山东半岛居民指出了一条走出海外谋生的途径，而方士们宣传的海外有仙山、仙境、仙人，以及不时出现的“海市蜃楼”幻境更是激励人们走出海外去追求一种理想生活。于是出现了“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者数万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这样的海外大移民局面。山东半岛居民移民朝鲜、日本，有力地推动了两地社会进步，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社会从绳文时代（原始社会）进入弥生时代（奴隶社会），是与大量来自中国的移民分不开的。徐福作为中国移民的代表性人物，其遗迹、遗存也被中日韩三国人民长期保存，并经常举行纪念活动。

　　隋唐时期，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时期，山东半岛是日本、朝鲜各界人士频繁往来之地。日本遣唐使共来唐朝14次，其中8次有在山东半岛活动的记载，前6次遣唐使更是从山东沿海登州往返，随遣唐使船入唐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沿北方海上丝路先经山东半岛再向西行去长安，学成后再从山东沿海返回日本。如日本法相宗创始人道昭，从山东入唐后进入长安追随著名佛教大师玄奘学习佛法，九年后回国，不仅创建了日本法相宗，而且还将从唐朝学到的凿井、架桥等技术在日本加以推广。著名的日本高僧圆仁前后在山东活动两年半，足迹遍及山东半岛各地。他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山东各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新罗和日本人在山东的活动。该书成为后人研究唐代社会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唐代山东与朝鲜的交往更为频繁，尤其是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后，新罗移民渡海来到山东半岛，在半岛各地建立多处居住和活动的新罗坊、新罗院，当时的登州和莱州都成为唐朝与新罗商人贸易的重要场所，来自新罗的商品多达百余种。曾担任唐朝军官、后回国担任要职的新罗人张保皋就长期活动在山东沿海。他创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商船队，沿着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往返于唐朝和日本、新罗之间从事商业活动并为往返三国的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携带货物，提供方便。他还在赤山（今荣成石岛）修建了著名的法华院，成为留居山东半岛的新罗人节日聚会和作法事的场所，也是往返于此的新罗和日本人临时留宿的地方。新罗著名学者和诗人崔致远也是在十二岁那年从新罗渡海经山东进入唐朝留学，中进士后回国为官，最终成为朝鲜著名的文学大师。

　　明清时期，自山东半岛启程的北方海上丝路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明初和明末，明朝到朝鲜的陆路交通受阻，山东沿海成为朝鲜使节入明朝贡的必经之地，他们经海路抵达山东沿海登州、莱州后，再往返于南京或北京。朝鲜使节、文人与山东官员和文人多有诗文交往，互动密切。朝鲜使节还将在中国得到的西方器物和西学知识从山东沿海传入朝鲜。

　　明初，山东半岛沿海不断受到倭寇入犯，明太祖朱元璋多次派出使节到日本劝说其统治者禁绝倭寇，这些使节也是沿着北方海上丝路从朝鲜沿海抵达日本。如洪武三年（1370），莱州府同知赵秩作为明朝使节自莱州渡海至日本九州，面见日本关西统治者怀良。面对怀良死亡威胁恐吓，赵秩大义凛然，毫不屈服，坚定表达了明朝愿意恢复中日友好，并要求日本禁止倭寇入犯的意愿，迫使怀良答应了明朝要求，并放回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部分山东沿海等地居民。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大举入犯朝鲜，应朝鲜国王请求，明朝援军进入朝鲜抵御日军入侵，山东半岛成为明朝援助朝鲜的重要后勤基地。尤其是战争的后期阶段，明军统帅邢玠调集大批军需物资从山东半岛沿北方海上丝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朝鲜南方沿海地区，有力地保障了前线明朝官兵的军需供应，改变了战争初期明军供应不足的被动局面，为赢得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随着中日贸易的正常开展，山东半岛商人与日本、朝鲜商人的商船往来也多有记载。《清高宗实录》和《登州府志》都记载了山东半岛居民对来此经商在海上遇难的日本、朝鲜商人和船工提供救助之事，当地官府和百姓提供给他们衣服、食物，并安排船只送他们回国。《清宣宗实录》还记载了道光十一年（1831）来自琉球的商船在山东日照海边与当地商人进行烟叶等商品交易。清代中期以后，山东沿海虽然属于军事禁区，禁止外国船只往来，但沿着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日、朝人员与商贸往来始终没有间断。

　　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中外文明交往通道，它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传播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同时也吸取了来自朝鲜与日本的文化。山东半岛作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勤劳勇敢的山东半岛居民对开创和推动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纵观历史变迁，由于受到战乱、海禁和经济发展滞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有过沉寂和曲折发展的过程，但它的作用已载入中外交往的史册中。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推动下，古老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必将展现出新的繁荣与生机，在山东与日本、韩国和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19AZS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外关系史创新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