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认的现代学术体系中，文学研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作为不可替代的学科标志，文学研究具有专属的考察区域与考察对象、一套与众不同的概念与命题系统、一批知名的专家与研究机构。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亟须积极推进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

　　文学研究学科内部与外部的对话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源远流长，独特的概念术语与运思方式内在地镶嵌于传统文化之中。跻身于现代学术体系并获取学科资格意味着深刻的转型，转型的动力显然可以追溯至现代性的扩展。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考察现代性对于文学研究的改造：第一，文学研究远远超出了“词章之学”的范畴而涉及诸多重大的历史文化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属于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存在种种复杂的联系。第二，文学研究摆脱了经史子集的传统知识分类而步入现代学术殿堂，与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相提并论，共同承担着重塑现代社会的职责。第三，现代性带动的全球化同时促成了大规模的“理论旅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迎面相遇，二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与持久的磨合。尽管文化交锋从未停止过，但是二者的一部分内容沉淀下来，并成为学科构建的重要资源。第四，所谓的“学科”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大学建制。不言而喻，作为现代教育与研究的专门机构，大学乃是现代性的产物。对于知识的生产、贮存、传承与传播，大学拥有无可比拟的效力。现代学术体系对于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与大学的认可和支持密不可分。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相似地，文学研究亦非学院围墙内部的“知识空转”。在学科的内部与外部，始终存在着无声的对话。大多数时候，文学研究的意义及其价值评判仿佛是学科的内部事件，不无晦涩的概念术语与学术文献、翔实的考证或同行之间的讨论仅仅是学科的专业性积累。然而，这并非徒劳无功的循环往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文学研究的各种学术库存可能突然被学术之外的因素激活，并被卷入思想演化乃至社会变革。14—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此，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亦是如此。如果认为学术的内部逻辑与社会历史完全脱钩，那么人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学术门类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另一些知识体系则日渐萧条、萎靡不振。在常规的情形下，学术的内部逻辑主持日常的学术生产及其评价；一旦历史的召唤循迹而至，潜在的学术领域便会开始萌生，继而破茧而出，迅速进入另一种轨迹，并充当唤起众多社会成员的精神启蒙，或者开启新的经济产业链。此时，知识的“节日”到来了。所以，文学研究并不是追求一个由眼花缭乱的概念堆砌出来的理论体系，亦非铸造某种徒有其表的学科躯壳。归根结底，文学研究的学术形式背后始终隐含呼应历史文化的意图。

　　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文化研究”

　　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或者法学相异，文学研究并未正面考察社会历史，而是处理一批文学文本。尽管如此，文学研究从未置身于历史文化之外。从文学修辞、叙事话语结构、文学写作工具、传播媒介到神话渊源、人物原型、情节构造、意象与境界以及作品内部隐含的哲学观念，从作者想象力之源、流派与文学团体的美学风格到民族文化、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身份如何造就不同的读者共同体，众多文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分别嵌入历史文化的脉络，追根溯源的分析、解剖与综合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发现。这些发现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文学解释，或许是历史构造的揭秘，或许是自我的再认识——认识自我的历史方位，认识自我意识内部存在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如此简单的描述已经表明，文学研究拥有极为广阔的文化空间。相对于这个文化空间的多元与驳杂，文学研究范式的传统框架是否可能构成一种束缚？

　　迄今为止，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文学研究的指向是“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无论是文字训诂、版本考订、作者身世考证还是文本的细读，成功的文学文本是启动种种文学研究的首要理由。何谓“成功”？“审美”显然是首要的衡量准绳。尽管文学史认可的经典作品风格各异，但是“审美”的成功是众多经典作品的共同品质。“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无形地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式。不同文学研究的背后往往存在一个相似的常规主题：论证一部作品的审美位阶及其与经典的距离。脱离文学话语的审美特征，文学功能的种种描述如同焦点模糊的相片。“文学—审美—经典”三位一体获得广泛接受，是文学研究重返正轨的标志。然而，现在正是进一步提出问题的时候：文学研究能否突破这种范式另辟蹊径，开疆拓土？事实上，“文化研究”名义下的文学研究已经展示了种种新型的尝试。

　　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研究与人文学科的合作形成了若干著名的文学批评学派，例如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符号学派、精神分析学派、接受美学，等等。这些人文学科分别为文学研究贡献了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模式。“文化研究”的兴起带来了文学研究范式的巨大震荡，许多传统文学研究从未意识到的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有鉴于此，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开放的姿态。许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集展示了五花八门的研究题目，某些题目近于奇思异想。从文学话语之中解读出如此丰富的信息，这显然是文学研究的“光荣”。

　　文学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

　　我们又要放弃审美了吗？这是“文化研究”带给文学研究的一个尖锐问题。我们需要再三强调的是，文学之为文学——文学话语之所以不会被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法学话语等诸多学科话语所覆盖，恰恰因为审美的存在。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衡量，文学的审美意义从未下降，文学研究远未穷尽审美包含的秘密。然而，尽管认可审美作为前提，“文化研究”仍然可以提供种种后续的发现。逾越审美范畴的文学研究并非抵制审美，而是围绕审美的持续延伸，包括考察审美之所以发生的种种历史条件。“文化研究”的考察超出经典体系而广泛涉及种种文学资料，数量庞大的文学文本潜藏的许多问题并未被纳入“文学—审美—经典”的标准流程。例如，根据现有的文学史编撰，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几乎未曾入选经典体系。相对于经典体系的审美标准，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的类型化想象成为一个致命的缺陷。然而，这些情节之所以如此陈陈相因，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如果“审美”范畴无法容纳完整的解释，文学研究可以进入不同的学科寻求支援。另一些问题貌似是历史考证或者经济学、社会学分析，但是文学研究获取的结论可能曲折地投射于审美主题。譬如，佛禅的观念如何渗入中国山水诗的审美？19世纪欧洲布尔乔亚稳定的日常生活与小说之中大量细节的涌现存在何种联系？报纸或者平装书代表的印刷文化催生了哪些文学形式？数字化时代电子传播媒介如何重塑人们的审美感官？如此等等。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范围内考察审美与历史文化的互动。这时，二者之间种种隐秘而复杂的联系将会进一步显现。

　　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不是智力游戏的开发，而是来自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观点是文学研究范式拓展的基本遵循。关注问题恰恰是注视时代、聆听时代的切入方式。如何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何认识当前的历史方位？如何想象与规划未来？这些问题徘徊于学科之外，但是它们蕴含的压力经由种种中介传递到文学研究范式，进而转换为推陈出新的学术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问题意识是投入历史的积极姿态，并力图破除实践遭遇的种种瓶颈。因此，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必须避免两种倾向：第一，炫技式的知识展示，如不厌其烦的引经据典、烦琐的资料汇集和考证。然而，大动干戈的论证往往收获若干平庸乃至无聊的主题。第二，迷信某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仿佛哪一个学派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如果将某种观察视角认定为世界的全部内容，行之有效的分析模式可能演变为固执的理论“强迫症”。问题意识的重要特征是清晰的研究目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关注这些问题。许多时候，知识和分析模式必须接受研究目标的校正。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